當時，他們或出于對教育的熱愛，或因政府的慫恿，或為了名利，紛紛加入民辦高等教育。 他們有著相似的基因：大多是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出國工作，中年起步； 他們最初被定位為高考失利學生的避風港，但后來他們趕上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浪潮，享受了人口紅利帶來的繁榮市場。 他們大多也經歷過“租校舍、聘老師、坑學生”的野蠻成長過程。 近年來，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加上公辦高校大規模擴招、獨立學院異軍突起、國外高校來華爭奪生源的異軍突起，民辦高校生源供給受到多重沖擊。 民辦高校資金來源有限西安民辦高校，主要依靠學費來運營。 很多民辦高校的聲譽極其脆弱，聲譽與招生、學費密切相關。 如何繼續生存，仍然是大多數民辦大學必須面對的命題。 從生源來看，今年西番、西京兩校招生人數均約為7500人。 幾年前，它們每年吸引數萬人。 2011年陜西省民辦高校戰略轉型與格局調整研究報告顯示，2008年陜西省民辦高校在校生規模達到20.1萬人的峰值，隨后逐年下降。 自1999年以來，中國參加高考的學生人數近十年來不斷增長，從288萬人猛增至2008年的1050萬人。民辦高校也迎來了黃金時期。 但此后出現了過山車式的下降，四年內下降了近140萬。 199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即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與18至22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僅為3.7%。

2011年，這一數字飆升至26.9%。 當然，西京副院長馬成勝表示，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劃，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0%還有空間。歐亞學院院長胡劍波認為，生源問題這幾年應該不是大問題。 但從出生人數分析，高校適齡人口將在2017年、2018年觸底，屆時“很多學校將難以生存”。 西安外交學院校長黃騰澤撰文稱，短期內學生數量大幅下降是事實。 此外，由于招生規模擴大，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選擇公立學院和大學。 也有一些西方國家高等教育資源相對過剩西安民辦高校，瞄準了中國市場。 此外，獨立學院在公辦和民辦高校中都占據政策利益，對民辦高校產生新的沖擊。 一些私立學院和大學已經陷入生存困境。 比如，青島飛揚職業技術學院今年計劃招收3000多人，但實際上只招收了300人。 一位熟悉私立大學的投資者表示：“在中國，很難找到一個行業如此迅速地收緊結構。” 繼任問題 丁祖一去世前后，西番內部也因為繼任問題發生了一場小風波。 。 2011年底，經丁祖一董事長提議并經董事會批準，在西帆工作多年的沉九福教授出任院長。 這一任命于2012年1月獲得教育部發展規劃司批準。但對于董事長一職，有知情人透露，丁祖一最初推薦的是一位創業老手，但在去世前改變了主意，決定由女兒丁璟將接任。

丁祖一去世后，校方擔心西范能否完成招生計劃，業界也在猜測丁敬是否真正認可父親“打造東方哈佛”的說法。 家族化問題在這個圈子里早已被凸顯出來。 2007年，培華校長姜偉志去世，享年82歲。去世前8天，其孫姜波被學院理事會任命為董事長、法人兼院長。 據說，當培華的任命報告給省里時，教育廳很困惑。 如果同意，就意味著民辦教育可以繼承。 如果他們不同意，可能會給整個陜西的民辦教育帶來致命的打擊。 民辦高校是家族企業還是教育事業？ 陜西省教育廳民辦教育處原處長李為民表示，全國各地都在研究這個課題。 “目前的情況是基于利益的穩定經營，如果趕走企業家家屬，面臨的風險會很大。” 最終。 后，全省政策研究人員一致同意江波接任。 但前提是江波符合繼承人的資格。 江波說：“我們不是講世襲教育，而是民辦教育一定要有傳承。” 西京人任萬軍仍擔任院長。 女兒任芳今年40歲。 她10年前被任命為副院長，2008年成為執行院長。任萬軍今年71歲，按照國家規定應該退休，但據說他和丁祖一一樣“戀愛”。 至于胡劍波和黃騰，他們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胡劍波說：“現在私立學校讓下一代接班。日本也是這樣，臺灣也是這樣，韓國也是這樣，我覺得這個機制很好。”

黃騰表示，對于女兒是否適合擔任董事長一職，“董事會討論過，如果她最適合，那就是她的責任”。 馬成勝表示，家族元素對西安民辦高校創業初期的成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接下來就要面對標準化的問題，必然有一個“去家族化”的過程。 西安民辦高校的政策問題，大家都自嘲，損失是你的，收獲也不一定是你的。 丁祖一何曾說過：“民辦大學的投資不是一筆小數目，如果產權不清，誰敢投錢？ 2011年底，陜西省政府印發的78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支持和規范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意見》，將民辦高校分為非營利性且不要求合理回報的、非營利性的但要求合理回報，且以營利為目的，其中合理回報最高可以占學校結余的40%，胡建波還沒有決定選擇哪個類別，原因很簡單，實施細則尚未確定“政府說，我們會根據你現在匯報的情況制定政策。” 我們說，您制定政策，我們將報告。 否則，你會陷害我，還是我做出選擇？ 如果你不想還款，政府會給你補貼，并享受免稅。 但缺點是政府對你有很大的控制權。 它必須批準你的預算。 我永遠不會這樣做。 沒有自主權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成熟，不要急于把這個政策說清楚。 制定一個模糊的政策可能會更好。 “創辦人還關心辦學自主權，以及民辦高校是否能享受與公立大學同等的優惠待遇。他們對民辦高校與公立高校實行同等收費標準的政策頗有批評，”大學。

黃騰認為，看似公平的待遇，實際上忽略了民辦高校主要依靠學費收入這一最基本的事實。 如今，私立大學創始人已經在試圖影響政策制定者。 江波的名片上，正面是他的培華職務，背面密密麻麻印著致公黨陜西省委副主席（籌備）等約20個頭銜。 “趙正永一上任省長就先到了培化。全國工作和教育會議上，省長兩次請我到駐京辦吃飯，聽我給他講教育知識。78號文件每人撥款3億。”今年支持民辦高等教育，包括李偉民老師起草了很多意見，我也參與了。”他說。 賺錢問題——教育者？ 企業家？ 在李為民看來，民辦教育工作者必須既懂教育，又懂市場經濟。 任萬鈞在這方面是高手。 早年在西安航空學院任教，1984年開始做汽車配件生意。1994年，他受到女兒任芳幼兒園的啟發，開辦了西安半坡英語學校。 后來，他又與西安懷仁科技進修學院、西安科技進修學院等機構合并，成立了今天的西京。 早在競爭自學輔導機構階段，任萬軍就了解學生“賽校三校”的心態，向農行陜西省分行借款5億元建設學校，硬件第一。 同時或早期，民辦高校大多依靠收費滾動發展。 公司化辦學是一回事，辦學賺錢又是另一回事。 在陜西78號文件出臺前，根據國家規定，西安民辦高校賺到的錢只能用于滾動發展。 很多創始人也聲稱自己從事教育并不是為了賺錢。

但江波透露，很多人已經慢慢偏離了水道。 “因為法律不明確，他們甚至考慮移民，考慮如何安排他們的葬禮，以及公司如何洗錢。 你越這樣做，政府就越懷疑你，我就會越緊地約束你。” 無論出于何種目的，民辦高校的進一步發展都需要資金。 直至去世，丁祖一從未見過任何投資者。 一些投資人通過各個受托人聯系他，卻被“我們暫時不需要融資”的字樣擋住了。 歐亞升格為本科后，投資新東方的老虎基金等投資人找到了胡劍波。 民辦高校屬于重資產性質，資本回報率不高，財務報表也不好看。 投資者希望報表盡可能好看，而報表好看就意味著費用增加。 “與收費不限的公立學校和收費較少的私立學校相比，你會處于劣勢；一旦選擇營利性，國家補貼就會受到影響。我不是圣人，我也受過誘惑，但這條路并不好走。”胡建波說。 與胡劍波相比，外交在融資路上走得更遠。 據未經證實的報道稱，該校已引進太平洋文化基金投資。 黃騰坦言：“如果不是完全依靠機車車輛，我們不可能走到今天。” 他還堅稱，融資并沒有改變辦外事學校的本質，無論投入什么樣的資金，都必須不求回報地進入。 但教育企業化需要成本核算和利潤分享，這與不求回報的理念相沖突。 對此，黃騰簡單表示：“當然，我們也按照國家政策保護投資者的應有利益，這也是必要的。

“兩年前，黃騰找到了業內知名的VC，希望把事情做大。但民辦院校擴張所需的資金、資源和團隊能力比培訓機構復雜。他未能說服VC。一位投資人表示，與融資擴張相比，民辦高等教育更注重修煉內功，不斷提高教學質量。“我們是一群只會用資金解決問題的人，但教育是這是金錢無法解決的問題。” 問題行業。”此外，目前民辦高校普遍面臨產權不清的問題。 如果有適當的實施細則，陜西78號文件中關于營利性大學的規定或許能夠打破這一僵局。 李為民曾撰文呼吁發展營利性大學大學試點，特別是一些新成立的民辦大學或獨立學院轉制的大學，以及“新東方”等高等教育機構。 但他也表示，對于一些辦學歷史悠久、大多通過滾動發展成長起來的民辦高校，在開展營利性試點時要謹慎。 此類學校積累的資產大部分是公共資產和準公共資產。 要對主辦方投入的資產、滾動積累的資產和國家投入的資產（包括依靠政策優惠形成的資產）進行梳理。 ）難度較大，且在辦學過程中，此類學校已作為公益性、非營利性學校進行推廣和運營。 如果突然宣布改為營利性學校，社會形象就會扭曲，對整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也會產生負面影響。 一定的負面影響。 鏈接：民辦高校如何獲得回報。 根據陜西省政府《關于進一步支持和規范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意見》，非營利性學校投資者要求合理回報的，在扣除辦學成本和計提發展資金后繳納國家規定的相關費用后，允許每年從辦學結余中獲取合理回報，作為對投資者的獎勵。 獎勵申請由學校決策機構提出，教育行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根據原始出資、追加投資、學費等情況確定。 根據收入和學校運營余額綜合確定合理返還金額，合理返還金額可占學校運營余額的40%。 取得的合理回報繼續用于學校發展的，將計入新增出資，并按照有關規定享受稅收優惠。 政策。 營利性學校根據企業機制獲得回報。 王建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