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作為反義詞/
陳思誠
一個人的末日
到了連村,村主秀姐告訴我晚上不要出去,說是前兩天村里死了一個老人。
在這個戶籍人口406人的小村子里,一個人的去世都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果然,我走到哪里都能聽到人們談論這件事。死者是平富大叔的母親,她在晾衣服的時候,土墻突然倒塌,被一塊石磚砸中后腦勺。雖然很突然,但她已經七十多歲了,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去世了。大家都覺得這對老太太來說是一件幸事。
大家幫平福叔總結了一下感受:“我都70多歲了,能走出客廳就安心了。”
“出客廳”是我家鄉農村的一件大事,表面上是指人死后,遺體擺放在大戶人家的客廳里,供子孫親屬跪拜祭拜,更深層的含義是只有“出客廳”了,死后才能見到祖先。
占斌奶奶強調“離開客廳”的重要性:幾年前,40多歲的甄瑞嫂說自己頭疼,但還是提著一筐臟衣服到池塘邊洗。等人們發現她時,她已經掉進池塘里,洗了一半的衣服還漂浮在水面上。正常情況下,40多歲去世的人是不允許“離開客廳”的,但甄瑞嫂生了兩個兒子,有“紅根”,村里人還是同意讓她離開客廳,算是破例了。
什么情況下人是不能“離開客廳”的?占斌奶奶和幾個老人曖昧地笑著,仿佛這是個不方便說的話題。他們笑著低聲說了幾句,決定給我介紹一個比較好說的情況:“死在醫院的人,不能離開客廳!幾年前,伊琳的父親被關在村口,他們在路邊搭了個臨時的茅屋,舉行了七天的葬禮,伊琳的父親就是在醫院去世的。”
他們不寒而栗:“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二三十年前,那可就太可怕了。典一的父親臨死前,一直喊著‘用槍打死我,用槍打死我’,就是不肯去醫院。”
這下我很快就明白了,那種疼痛肯定是難以忍受的,但是我又不想去醫院注射止痛藥,因為醫生肯定會讓我住院,而如果住院的話,我可能會死在醫院里。
當時止痛的方法很少,說到刑立波的兒媳,據說她得了跟典一波一樣的病,不過好在她知道吃“白藥”(其實就是鴉片)可以止痛。刑立波也在聊天的人群之中,他描述了當時買白藥的曲折:要和很多人見面,剛到約定的地方,就被叫去另一個地方,每次都要跑十多個地方,才能買到珍貴的一點。
刑立波的妻子在床上躺了很久,“死活不肯死”。有經驗的人勸刑立波,這種情況下,不能用蚊帳蓋床,會壓住她的靈魂。刑立波去收蚊帳,蚊帳剛收起來,妻子真的停止了呼吸。“真的這么神奇。”刑立波說著,似松了口氣,又似茫然:“早知道這么神奇,我就多蓋幾天了。”
葬禮就像細菌,遠遠路過就讓人感到不安。遠遠看見有人坐在“客廳”喝茶,長短交織的哀樂縈繞不去。鄉間的葬禮,不需要有人來描述她的一生,七十多年的短暫悲歡離合,都不值一提。不管發生什么,只要她能“走出客廳”。“走出客廳”就是最好的告別。離開這里,還有另一個熱鬧的世界等著迎接她。因為死亡,她收獲了另一個陌生人的尊重。
晚上,就算秀姐不叫我出去,我也不敢出去,本以為會是一個莊嚴安靜的夜晚,可晚餐還沒吃完,鄰居們就照例不敲門就來拜訪了。
占斌奶奶說自己的孫女四歲了,今天第一次上幼兒園。俊生奶奶立刻反對:“才四五歲就讀書了,到結婚為止要花多少錢讀書?”占斌奶奶看不起俊生奶奶的無知,指出人家的孫女也上幼兒園了。俊生奶奶激動地說不可能。在越吵越響的爭執中,他們得到了秀姐的公平認證。秀姐說這話是真的。占斌奶奶贏了,俊生奶奶諷刺她說:“人家家事你都記得這么清楚。”
隨后,他們商量村口建橋的事。“我們籌了70萬,還是建不成橋墩。”他們說。從鎮上到連村,要過一條河。這條河的名字很奇怪,叫“西澧河”,讓人陷入民間語言的兩難。西澧河上其實有一座橋,但這座橋是鄰村南村修建的,叫南村橋。??連村村民走在南村橋上,要忍受南村多年的欺凌。
南村與連村之間的路段,種滿了南村竹林。有的竹子倒在路中間,連村人為了通行,把竹子都清理干凈。南村人立刻指責他們是偷盜,是“要龍要虎”。這些都讓連村人渴望有一座屬于自己的橋。建橋的錢和申請,經過了漫長的爭取。捐款數額是自愿的,1000元起,但如果超過2000元,就可以把名字刻在橋頭的石碑上。后來進來探望的耿昌叔叔慷慨地表示,哪怕自己是一頭瘦豬,也要捐2000元。因為他不能讓自己的后人看不到石碑上自己的名字,否則自己就太沒面子了。
耿昌叔叔是個木匠。連村土地不多,但靠近大山,可以砍柴。我不知道這跟這里木匠多有沒有關系。但耿昌叔叔覺得木工活太慘了。他問我有沒有聽過這樣一句話:“父母不是人,送孩子來學木工活,手上長滿老繭,褲子都破了。”
她們也幫秀姐分析了家里兩只母雞突然死亡的原因,應該是淋了大雨后著涼了。說到母雞的死,她們又說起了平富大叔剛剛去世的母親。這里她們不再感嘆能離開客廳的安寧,而是討論著葬禮的細節,出去的女兒帶了多少錢回來,兒子該怎么安排,這場葬禮在村里會是什么樣的排場。如果不是這個話題,人們幾乎會忽略那淡淡的哀樂,在這7天里,哀樂24小時不間斷地播放著。
晚上的村子里沒有路燈,窗外什么也看不見。客廳里的爭吵聲令人懷念,當夜深了,他們一個個起身離開時,似乎比平福叔叔的母親去世還要悲傷。這是我在連村的第一個夜晚。
沒有人是孤獨的
在連村,沒有人是孤獨的。
最容易寂寞的人,就是姬姑了。你可能覺得這個名字很奇怪,其實你想多了。姬姑有三個兄弟姐妹,兩個哥哥,一個叫雅,一個叫娥,小女兒叫姬姑(因為雞小,就分配給女兒了)。村里人都是隨便起名字的。至于“姑”字,是因為她收養了哥哥的兩個孩子,所以村里人就直接叫她姑了。
吉古的哥哥和嫂子長年在外打工,兩個孩子從出生起就由吉古撫養長大,吉古一直沒有結過婚,不過這或許和這件事情沒有關系。
幾年前,兩個孩子高中畢業,外出打工。一個去了珠三角花木市場賣搖錢樹,一個去了潮州做房產中介的中介。吉古一個人住在村里,但并沒有找對象的想法。她今年40多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要老——在連村,大多數人都認為,這個年齡的女人找對象弊大于利。這個年齡的婚姻,大多是“嫁接”,也就是承擔起大齡喪偶男人的家庭責任。用村民的話來說,她們一下子成了火車頭。
從好處上看,當“嫁接人”唯一的好處就是晚年有伴,但這個好處暫時可以忽略。吉姑顯然不這么認為。吉姑長得并不漂亮,干農活的女人很難漂亮,戶外勞作讓她手腳關節粗大,皮膚黝黑,衣服又臟又舊。但她性格開朗開朗,性格好,嗓音洪亮,喜歡開玩笑。除了冬季肅穆的反義詞,其他三個季節她都不穿鞋,光腳走路更顯得她英姿颯爽。
赤腳走路的習慣是從父親那里遺傳下來的。吉古說,父親認為穿鞋容易發炎,不利于健康。父親活到八十多歲,做出了表率。他生前,每到別人家做客,都會帶著鞋子,不管路途多遠,他都會赤腳走路,到了別人家才穿上鞋子。
吉古獨自生活,卻沒有一絲孤獨。在連村,每個人都很忙碌。春天,也許是村子里最忙碌的季節。
今天早上,路上遇到的第一個人是木匠耿昌叔叔,他推著一輛沾滿泥巴的自行車,后座上綁著一根長長的、顫顫巍巍的竹子。他說家里沒有繩子,他早早起來砍竹枝,回家后掰成竹條,竹條就是繩子。還遇到一位還沒見過面的老頭,他踩著木板在池塘邊搭一些設施。木板搖搖晃晃,他努力保持平衡,還不忘介紹自己在養牛蛙苗。還看到真貴叔叔在地里挖了三尺深,原來是要種西瓜。還看到占斌奶奶急匆匆地走著,說是去豬棚拿些工具。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吉古身上。早上我遇到她的時候,她正在池塘邊用一根粗棍子打衣服。池塘上漂浮著一些菜葉,看起來很臟。為了向我證明池塘里的水沒有看上去那么臟,她不慌不忙地舀了幾把水讓我仔細看。一個小時后,我再次遇到吉古。她洗完了衣服,卷起褲腿在地里插秧,用木梯把地平整,種上水田和果樹,楊桃上蓋上塑料袋,以防果蠅。
在連村遇見的人個個都是忙碌的,最后看到一個農民背對著我坐在田埂上抽煙,他看起來有些悠閑,我趕緊跑過去,以為他有種獨特的閑適,結果他說早上起來平整土地準備種花生,忙得不行,現在就坐下來抽根煙肅穆的反義詞,下午還要搭幾個稻草人,嚇跑那些貪婪無知的小鳥。
大家都很忙,但最忙的肯定是琪蒂。琪蒂當然是個女人。和吉古一樣,她也是村里最容易孤獨的人。但和吉古一樣,她沒有時間。
琪蒂不是本地人,是被從江西買來的。買來的時候,她不會說本地方言,但不到半年,她就完全掌握了人們所說的“學老話”(老了才能學會的詞)。佩偉的父親從琪蒂的父親手里買下琪蒂,他們也解釋為“彩禮”。佩偉是個“獨眼人”,就是智力低下。琪蒂婚后生了兩個孩子。我到連村的時候,兩個孩子都高中畢業了,和所有年輕人一樣出去打工了,但大家說起這件事,都露出了擔憂的神色,他們認為智力低下是會遺傳的。
齊迪的本事和她的不幸一樣出名。農忙時節,大家都渴望得到齊迪的幫助。他們說,比如摘茶,別人一天能摘50公斤,她一天能摘80公斤。連鄰村的人都對她的本事和耐心感到欽佩。
鄰村有個釀酒的農家作坊,酒坊老板說,他每天要早起做飯、釀酒、砍柴(因為“釀酒”的土灶要燒柴),用俗話說就是“抬棺放鞭炮”,實在是忙不過來。他雇了好幾個幫工,每個幫工都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唯獨齊迪最厲害。他形容齊迪“叫她跳溪,她就跳”。
大家都想雇齊迪干活,但要雇她可不容易。她被樵夫雇來干活,別人想休息時她也不肯停下,拿著兩個人抬的鋸子去鋸,別人都不好意思休息。她被泥水匠雇來干活,和男人們一起砌墻,熬夜能砌三百多塊磚。
琪蒂對工作不挑剔,她還做“風水”工作。“風水”其實就是送葬抬棺,這個工作連很多男人都不愿意做。琪蒂在體力、觀念、技術上都沒有任何障礙。
我經常在黃昏時分到齊迪的橘園看她除草、修剪——白天她要到各個工地打工掙錢,只有早晚才能打理橘園。橘子是技術含量較高的果樹,很容易感染一種當地語言稱之為“黃龍病”的病害。齊迪的橘園幸運地避開了黃龍病。春天的時候,橘子全部賣了6萬元。現在修剪工作就如同兒戲一般簡單。
偶爾,葉子之間還藏著一些殘存的果實,齊迪看見了就把它們剪下來扔給我。有些果實是因為“黑皮”而留下的——“黑皮”是被果蠅咬過的皮。這種橘子雖然丑,但并不難吃。齊迪種的橘子品種叫“老伯號”,皮特別紅。我想象著它們結滿果實時的情景。
琪蒂手拿一把大剪刀,走在層層疊疊的綠葉間,偶爾能從綠葉間聽見她那不標準的本鄉土語。她不愛說話,常說兩句:“有空過來喝茶。”另一句是:“你們是居民,我們是農民,農民累,當然累,誰說不累?”她說話時面帶微笑,看上去一點也不累。
有一次,琪蒂約我去她家吃飯。我就去了。與橘園的氣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琪蒂家里燈光昏暗,餐具帶著一絲曖昧。菜品是她婆婆做的,多為暗色調。丈夫佩薇全程沉默,婆婆也不沉默,只是充耳不聞,不求回報地對我說了些什么。她說話的時候,佩薇用陰險的眼神看著她。琪蒂坐在白米飯的熱氣后面,仿佛什么事都沒發生過,舒服得仿佛自己就在橘園里。我對她的安慰心存感激。
我說過,連村里沒有人是孤獨的。齊狄和吉姑是最容易感到孤獨的,但他們顯然太忙了。哪怕不是繁忙的春天,哪怕是寂寞的冬天,我想他們都能互相陪伴——事實上,我不知道他們算不算朋友。看來連村里沒有人缺朋友。沒有人的門是關著的。一天中的任何時刻,都會有人直接走進來。
也許世界上所有的村莊都是這樣的。有一本書叫《羅茜和蘋果酒》,看完之后,我還是不知道它講述的村莊是在英國的哪個地方。那個村莊里有兩個老太太,也許她們就是英國版的阿姨和姑姑。一個叫特里爾奶奶,另一個叫沃倫奶奶。她們是兩個獨居的女人,一個住在另一個樓上。她們彼此充滿敵意,所以刻意回避對方,但她們能相互感應——當沃倫奶奶的酒沸騰時,特里爾奶奶的手腳會抽筋;當特里爾奶奶吸鼻煙時,沃倫奶奶會大喊大叫,咒罵不休。她們遠遠地互相追逐。
后來,特里爾奶奶去世了,沃倫奶奶贏了,比她的對手活得長。直到那時,這個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獨自生活的人才徹底孤獨。醞釀已久的火焰熄滅了。兩周后,她終于死了,和樓上的男人在一起。
在連村,沒有人會感受到華倫奶奶最后經歷的那種孤獨,這里就連一只小狗都會熱情地跟著你走很長一段距離。
兩個人作為反義詞
在村落里,有的人是一對同義詞,如契弟和吉姑;有的人是一對反義詞,如米桐和四殿吾。
這對反義詞關系很好。四殿吾每次路過米童家,總會大聲跟他打招呼。他打招呼的內容很奇怪,有時候說“我們去殺一頭野豬當午餐吧。”有時候又說“趕緊穿鞋,我帶你去娶個小媳婦。”其實,米童的媳婦正在院子里洗菜。
米通也習慣了斯甸吾的胡言亂語。有時他會向斯甸吾扔一根煙,有時他會微笑以示聽見。村民的語言交流經常在令我驚訝的地方被省略。他們來拜訪時,很少打招呼,只是走進來坐下。他們離開時,也不說“再見”,而是站起來離開。也許是因為拜訪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每次都打招呼、道別會太忙。
有一次,我蹲在米童家的客廳里看他做木雕。鄰居吳大爺進來了,坐在木沙發上,扔給米童一支煙。兩人默默地抽著。吳大爺因為兩手空空網校哪個好,所以抽得很快;米童因為一邊拿著煙一邊鑿木頭,所以抽得很慢。抽完一支,米童又扔給他一支,兩人又默默地抽著。似乎他們只想待在一起抽幾根煙,似乎那煙圈代表著他們之間的某種交流。
無論如何,聽米通說話很困難。我甚至不記得他的聲音聽起來像什么。
所以我關于米桶的所有知識都來自于 Four Five。
吳思典說,幾十年前,他和米桐都想參軍,就騎著自行車陪米桐去報名。一路上,他騎了一個多小時,一路上只能自言自語,時不時用手看看后座上的人還在不在。
四點五說——人分兩種,一種人出門總帶一塊蔗渣(以前蔗渣可以當紙擦,擦油,你能理解為什么出門總帶一塊蔗渣嗎)。另一種人就像米桶,腸子直,屎也直,別人一根煙都不愿意抽,你遞給他第一根,他要,你再遞給他第二根,他趕緊掏出自己的。
不過,說米童太老實也沒用,他是村里第一個有駕照的,但不會開車賺錢,只能在家做木雕,十五歲學木雕,但木雕賣不出高價,他沒有師傅證(注意,這一帶從事木雕行業的都可以考工藝師傅證)。上次有人出價三萬塊錢買師傅證,他沒買。我怎么知道他為什么不買?讓他開口說話比叫人尿尿還難。
至于米童為什么不買大師證,我想未必是因為自大。三萬塊錢可不是小數目。雖然大師證可以賣個高價,相當于買只雞下蛋,但我家鄉還有一句俗話:“一百學分不如五十現金。”沒有大師證,照樣可以過上好日子。
司典武覺得米童的工作是世界上最無聊的,他覺得木雕的痛苦堪比釣魚。司典武有一次去釣魚,他坐在那里焦急萬分,卻一無所獲,最后他直接把魚竿扔進水里,往水里灌了一塊大石頭,以此發泄心中的憤怒。這讓我想起了《世說新語》里把怒氣撒在雞蛋上的王藍天。
米童的沉默,既不是拒絕,也不是告誡,更像是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該說什么。他的生活每一天都是重復,仿佛連他自己都可以省略。我曾問過他:“米童,你能雕點別的嗎?雕個豬試試看。”因為家鄉的木雕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雕蟹簍。一個筐里裝幾只蝦、幾只螃蟹,一根繩子,外面再放點梅蘭菊竹,這都是固定的標準配置。不光村里,城里也有很多木雕作坊,也只雕蟹簍。作坊里會收徒弟,徒弟也是雕蟹簍的。
飯鼓只是笑而不答,意思是這個問題太荒唐,不值得回答。即使你把梅蘭菊竹換成桃花梔子花,人們也會搖頭嘆息它賣不出去的命運。就像我家鄉的西紅柿炒雞蛋是用糖炒的,如果你用鹽,人們就會嗤之以鼻,好像你對生命的理解力很低,對生命一點尊重都沒有。
于是大家就按套路來,安安穩穩,無欲無求,忠心耿耿。這個蟹簍飯鼓做了二十多年,無數個,相信他們還會做無數個。這個場景其實可以表現得很“情緒化”。我能想到怎么配圖,特寫:做飯鼓的粗糙雙手,面無表情的側影。文字的關鍵詞大概是“鄉下最后的工匠”、“堅守祖傳技藝的工匠精神”、“隱居鄉間的淡泊”、“甘于寂寞”、“歲月的美好”、“古意”、“鄉愁”等等。
我在米桐身上感受到了一種空虛——一個每天重復著同樣一天的人。一個工作但不需要作品的人。一個不需要署名的人。一個不需要表達自己的人。一個可以“一無所有”的人——這一切都是因為他過度的沉默嗎?《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唐娜·布里特曾說過,沒有無聊的人,只有未被發現的人。那么,米桐或許只是一個還未被我發現的人?
而 4.5 是一個過度發展的人。他過度發展了自己。
四點五其實快六十了。因為他太有活力,太不守規矩了,總之叫他四點五比較方便。不光我,村里的人都這么叫他。
吳思典是村里的一個異類,村里大部分人都是被生活所推動,而吳思典卻是推動生活的人。
但他并不以常規思維“享受生活”,只喜歡抽煙、喝酒、喝茶,也不喜歡吃飯。他說,煮飯要五分鐘,喝粥要兩分鐘。他早上六七點就去山上砍樹,下午四點才回來。他和搭檔一天可以砍1.8萬公斤木材,一粒米也不吃,只喝水。這樣的事他做過。
他就是愛干活,當然也愛賺錢,但兩者不是一回事。我住在連村隔壁,常聽見他天不亮就出去干活,他老婆就在屋里罵他:“你連搶寶都這么沒勁。”然后他黃昏才回來,老婆又罵他:“你怕命短,想干活又沒命干,是吧?”人家常罵丈夫(或婆婆)懶,他家卻恰恰相反。
山上,司典武給我看他種的花生苗和別人種的有什么不同。我猶豫了一下說:“你種的花生苗比別人種的要高一點。”司典武頗為不滿:“高一點?你叫高一點?我收三斤,他只收一斤,我告訴你。”我又毫不客氣地補充道:“是不同品種吧?”他震驚道:“不同品種怎么能相提并論?這都是航天二號!”他不屑地指著別人的田地:“長得不好,是因為我施肥太晚了。我在它們發芽前施肥,這樣它們一生就能吃。你會不會照顧它們才是關鍵!”
斯甸吾說起莊稼來,就像是自己的莊稼一樣。有一次我聽到他一邊施肥一邊自言自語:“不喂它們,它們會餓死的。”農歷臘月是苦瓜發芽的時節,天氣太冷,發芽困難,他就用布包了幾十顆苦瓜種子,晚上放在被子里,白天放在棉襖里,走到哪里都帶著。他還嘖嘖稱贊地對我說:“你猜猜這些苦瓜種子有多貴?”我還沒猜到,他就給了我答案,五塊錢一顆。雖然確實不便宜,但他的態度就像它們會孵出小寶寶一樣。
有一次我帶他去城里,希望他和我爸交個朋友。可哪想,一見面,一個默默地喝茶,一個默默地抽煙,兩人對視一眼,場面有些尷尬。過了一會兒,四點五突然找了個話題,問我爸:“你退休金這么高,肯定人脈多。你聽說這幾年有什么好的花生品種嗎?航空二號我種了幾年,都種膩了。”
我爸靈光一閃,也找到話題:“你有辦法把樹弄死嗎?我家后面就長著一棵樹,把墻都給撞裂了。”四五一聽這話,臉上露出了“你找對人了”的激動和自信。現在想想,我都替他高興。他神秘兮兮地說:“要想偷偷弄死,買一種叫‘柴王’的藥,涂在鐵釘上釘在樹干上,過幾天樹干就會開始滲出白色泡沫,不出幾個月它就會死掉,沒人知道它是怎么死的……”
我爸趕緊說,這棵樹是野生的,無主,沒必要偷偷地殺,可以光明正大地殺。他們終于有了一次熱鬧的談話。四五后悔我爸沒早點告訴他,要是早點告訴他,他就拿點“百草枯”或者機油往樹上澆……他一副類似“拍大腿”的表情說:“你要是早點告訴我,我就拿把龍頭鋸,幾分鐘就把它鋸干凈了。不然你還有沒有&¥(這里我沒聽清楚)……”他滔滔不絕地說著,顯然是找到了歸屬感。
最讓我敬佩的是斯迪安烏的研發精神,他種植了這片土地上從未生長過的植物,他種植了玫瑰茄、向日葵、秋葵……在他開始種植這些作物之前,村里從來沒有人嘗試過。它們就像西紅柿炒雞蛋但加了鹽,這在我的家鄉簡直就是叛國。
他用無辜的魔術感賦予了沉重或沉悶的農業生活。用葫蘆將鋸齒形扎在鋸齒狀上,認為這將帶有兩者的優勢,但他繼續試圖用某種野生植物“刺茄子”將茄子嫁接,他發誓,他在某個村莊中的某人實際上是他想要的,他的土地不需要他的土地。
與米桶不同,Si Dian喜歡表達自己的方式。例如。
過去,他喜歡砍伐木材,砍伐木頭的一??整夜,他會在寒冷的地方呆著。這與他的科學名字完全一樣。
生活對他來說是一個盛宴。 )是四點五。
陳思誠
他出生于廣東的,目前住在廣州,他的作品包括私人城市筆記,我浪費的世界一部分,行走數萬英里,神太孤獨了,怪物非常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