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子彈之父”是“進口產品”

“中國原子彈之父”一詞于1965年從法國傳入中國。1965年7月，錢三強收到法國《科學與生活》1965年6月號的一頁剪報文章《中國科學的背后是什么》由法國營養學院前秘書兼督察巴尚郵寄。 文章寫道：“中國的科研工作由中國科學院領導，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領導者是曾就讀于巴黎大學的物理學家錢三強博士，他是名副其實的原子能之父”。中國原子彈?！?/p>

錢三強

這是迄今為止見到的最早的“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版本。 據《錢三強紀事》報道，當年，法國《科學與生活》又發表文章報道中國核科學研究，認為中國“最重要的核專家是錢三強博士”。 當時，即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從國外寄來的，都必須由組織收集并拆開。 巴漢德的信首先由原子能研究所拆開，然后匯報給科委八局，再轉發給二機部七局，最后轉發給錢三強的秘書。 經過這樣一輪的審視，我們可以確認，“中國原子彈之父”理論從1965年起就為業內人士所知，并在國內流傳。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6月18日，法國法新社科學編輯貝爾發表文章，寫道：“人們認為錢三強是中國核彈之父”。 當天，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稱：“沒有哪個國家取得如此迅速的進步，法國比中國早四年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但至今仍未試驗氫彈……”參與這個計劃的人，外人知之甚少，但這個計劃很可能是錢三強主導的?！?這些電文第二天就轉載在新華社編發的《參考資料》中。 由此，“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和傳播。

錢三強本人一直強烈反對“中國原子彈之父”。 錢三強對此的態度是：“中國原子彈研制的成功絕不是少數人的功勞，更不是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外國人往往看重個人價值，喜歡用諸如此類的稱謂?！?‘父親’和‘王冠’?！?/p>

筆者有幸多次采訪錢三強的秘書、原中國工程院第一秘書長葛能全先生。 葛先生表示，錢三強曾在不同場合對中外記者和工作人員說過類似的話。 事實上，“中國原子彈之父”不但沒有給錢三強帶來榮譽，反而給他帶來了很多麻煩和傷害。 最擔心的是別人認為他們“爭功”。 要知道，在一個崇尚奉獻的時代，個人脫穎而出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盡管這并不是錢三強的主觀愿望。 危害來自于“文化大革命”。 在那個極左時代，“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這個“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之一，他也因此吃盡了苦頭。

錢三強的秘書、原中國工程院第一秘書長葛能全，右圖為他主編的《錢三強年表》

改革開放前，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集體主義和個人奉獻的社會。 “父親”論本身與當時的主導價值觀不符，很容易受到批評和否定。 此外，中國的核彈工程確實是毛澤東“大力干這件事情”指示下多條戰線協作的結果。 做出了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有很多，被稱為“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很多組織領導和科學家都對錢三強的頭上有意見。 這也是改革開放后人們對“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議論和不同看法的原因。

關于“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五種說法

“文化大革命”后，為了號召人民全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國家有意識地加強了各條戰線杰出人物和典型事跡的宣傳。 在宣傳重點的科技領域，許多鮮為人知的“兩彈一星”故事開始為人所知，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門話題。 “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逐漸改變。 得到了很多人的接受和認可。

但當時思潮日趨活躍，人們對“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看法不一，至少有五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 這種觀點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社會認可度最高。 “文化大革命”后，“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廣為流傳。 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一種途徑是通過報告文學這一特殊媒介。 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報告文學熱潮中，錢三強成為重點宣傳對象。 1978年9月26日，《文匯報》發表文章《熱風吹雨灑江天——訪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公開提及“中國原子彈之父”。 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國科學院黨委聯合出版了《科學的春天》，這是中國科學院一些著名科學家的報告文學集。 本書收錄作家張炯才的《走向光明中國——錢三筆記》。 1987年10月27日，《科學新聞》發表文章《春天的播種者之歌——緬懷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奉獻》。1990年1月，《裂變之光——緬懷三強》王春江撰寫的《錢墻》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隨后在《文匯報》、《北京晚報》連載，產生了很大影響。

《裂變之光——銘記最強的三大金錢家》

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錢三強堪稱中國報告文學界的“寵兒”，“曝光”率非常高。 “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也隨著這種高密度的正面宣傳而家喻戶曉。

第二條路是官方媒體的認可和宣傳。 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官方媒體明確提出并論證“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 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錢三強：“中國原子彈之父”》一文，這是中國最權威的官方媒體首次直接回應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問題人民日報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認可，1999年9月，中共中央宣傳教育局編著的《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建設者》一書中宣部出版，該書是為國慶50周年而寫的，記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上的榜樣人物，人物有幾十個，其中就有文章《錢三強，鄧稼先被定位為“兩彈英雄”。此后兩彈一星之父，《人民日報（海外版）》兩次使用“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2007年和2009年。

第三條道路是大眾化、私人研究和傳播。 學術界、科普界等各界出版的書籍、報紙上都有大量有關“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內容。 這也是目前的主流觀點。

第二種觀點認為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 這個理論也有很大的影響。 作為杰出的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為我國“兩彈”工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 張愛萍稱他為生前“兩彈”英雄。 1986年，鄧稼先生命的最后幾年，他的事跡通過官方媒體的披露和宣傳而為人所知； 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親自簽署命令，任命鄧稼先為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7月，國務院授予鄧稼先全國勞動模范稱號和獎章； 月底，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因病去世。

由于國內媒體的大量宣傳報道，特別是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鄧稼先的充分肯定，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在晚年開始流傳。 20世紀80年代，不時出現在書籍和報紙上。 。

鄧稼先

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在這一理論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楊振寧與鄧稼先“交誼五十年，親如兄弟”。 1993年8月21日，鄧稼先逝世七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楊振寧撰文《鄧稼先》，將鄧稼先與被譽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進行比較，雖然文章中沒有提及“鄧稼先”。 “原子彈之父”三個字出現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楊振寧把他的朋友視為“中國原子彈之父”。 由于楊振寧的名氣和《人民日報》的特殊地位，該文影響很大，多被后來者引用。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楊振寧比較鄧稼先和奧本海默并贊揚他的時候，他在段末寫到了錢三強。 他說：“當時聘用他們的人，錢三強和葛羅夫斯（）可以說是真正識人之道，他對中國社會和美國社會都有深刻的了解。” 這句深刻的話常常被引用它的人所忽視。 或許這句話更值得我們細細欣賞。

第三種觀點是，聶榮臻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 這種觀點最早見于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及其分歧者》一書。該書的作者是英國人克萊爾·霍林沃斯，但書中并沒有對此觀點進行深入的解釋或說明。 精心制作的。 1999年，王軍編著的《我們的共和國系列·九天捧月·建設卷》從聶榮臻總攬全局的角度認為，聶榮臻“不愧為我國的‘原子彈之父’”。形勢并引領整個國防科技工業。

這一理論雖然新穎，但與人們心目中的“中國原子彈之父”有很大不同，因此影響有限。 事實上，作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杰出領導人，聶榮臻應該受到超越“父親”的評價。

第四種觀點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一個群體。 這一理論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1987年，軍事作家董斌的報告文學著作《中國原子彈之父》出版。 書中用七個故事勾畫了從軍人到將軍、從技術人員到科學家等不同行業人士在中國原子彈制造過程中的貢獻。 書中認為：“他們的陣容如此龐大，連七十個故事都難以講述！但是，如果將他們的名字銘刻在共和國核工業的發展史上，短短七個字就可以概括。” ——中國原子彈之父。” 書的內容比較單薄，勘誤的地方還很多。 客觀地說，質量不高。 不過，由于該書寫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初印5萬冊，因此主題明確、引人注目。 還是有一定影響的。 這句話也被張長山先生發揚光大。

2006年，張章山在《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上發表《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參與研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功勛科學家記》一文，詳細介紹了王淦昌、鄧小平賈顯、錢三強、郭永懷以及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程開甲、彭煥武等科學家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做出的貢獻。 他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單個科學家，而是一群杰出的科學家”。 這篇文章一經發表，其觀點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體轉載，引起很大反響。

“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一個科學家，而是一群杰出的科學家?！?上圖中的人物包括王淦昌（左上）、彭煥武（右上）、周光召（左下）、朱光亞（右下）。

張先生的觀點比較容易讓人接受。 然而，“父親”理論原本強調集體之外的個體的特殊貢獻。 這種理論無異于消解“原子彈之父”的意義。 此外，張先生認為，錢三強“在核工業發展中從事高層組織管理工作，無暇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技術研究”，“未能主持并參與研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從而背離了中國錯失原子彈之父的榮譽?！惫P者認為，這種觀點明顯違背歷史事實，值得討論。

第五種觀點是不存在“中國原子彈之父”。 2011年，陶春、陳懷國合著的《民族的命運——中國“兩彈一星”的秘密之旅》出版。 根據該書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產生了很大影響。 本書作者認為，“當代科學的發展已不再是愛迪生時代，原子彈、氫彈的研制是一項非常宏偉的系統工程。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也沒有原子彈之父?！睔鋸?。中國核工業是一項集體事業，所取得的每一項成功，都凝聚著千千萬萬人民的奮斗和創造。輝煌和榮耀不屬于任何一個人，而是屬于大家，屬于每一位奮發有為的無名英雄。這條戰線?！?其實，這種觀點與第四種觀點是一樣的，都強調中國的原子彈工程是集體力量的結晶。

電視劇《國家的命運》改編自《國家的命運——中國“兩彈一星”的秘密之旅》一書

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父親”之說起源于西方，是對人類歷史上某一領域做出特殊貢獻的歷史人物的尊稱。 與東方社會強調集體的力量和貢獻不同，“父親”理論帶有一定的西方個人主義色彩，是對個人杰出貢獻的放大。 或許這可以看作是“父親”理論的某種局限性。 但“父親”理論的價值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兩彈一星之父，杰出人物往往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往往能夠推動歷史發展方向的改變。 強調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意味著宣揚英雄主義和英雄主義歷史觀。

對于“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五種觀點，筆者認為，如果將“中國原子彈之父”視為一個群體，就相當于消除了“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存在。炸彈”。 如果因為中國原子彈研制的特殊性而凸顯科學家的集體作用，我們完全可以放棄“中國原子彈之父”這個外來名詞。 不過，“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的觀點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中國的原子彈工程雖然是集體力量的勝利，但每個人所發揮的作用和做出的貢獻是不同的。 作為今天的人們，我們仍然有責任澄清歷史真相，認清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個人在這個偉大的科學工程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個人，那么，即使參照“父親”論的基本內涵和要求，“誰是原子彈之父”這一命題仍然存在巨大的討論空間。中國的原子彈？” 因此，重要的不是對“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給出簡單的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在深入討論“中國原子彈之父”的過程中，對每個人有更深刻的認識和認識。中國原子彈之父”。 一位科學家在這個大型科學項目中的獨特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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