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是高尚的根本

■張翚

引言：“況夫為將之道，陷陣之安危，三軍之死生系焉”。將者，指揮員也。其素質的高低，能力的大小，直接影響戰場的勝負。培養使用人才，非常是培養使用指揮人才，歷來是部隊建設的重中之重。可是人才培養是一個漫長過程，要締造大批“能打仗，打勝仗”的高素養新型軍事人才，非常是提升指揮員的素質，是一個急迫的現實課題。因此本刊聚焦指揮員素質的培養，推出一組《指揮員素質系列談》，祈望對官兵有所啟示。

“天下至德，莫小于忠”。美國作家雪萊說：“在任何生命中，忠誠都是貫串其中的主線。”軍人“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特殊使命，更決定了忠誠是一切價值的根基。

從古至今，歷朝兵家都將“忠誠”列為軍人必備的素質，對指揮員而言，忠誠更是將德之首。早在春秋時期，兵圣孫武就將忠誠納入擊敗敵軍的五大要素，要求將帥“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尉繚子》云：“將奉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桴而鼓忘其身。”三國時，諸葛亮亦有言：“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兇。故勇將守之，志立而蜚聲。”西方知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也指出，軍人固守忠誠，要像“站立在海上的巖石一樣，禁得起海浪的沖擊”。

忠誠勝過能力。假如量化評估軍人的價值，則“忠誠”不同于其他任何要素，對“忠誠”的量化似乎不宜使用具體的數字，而更應當作為整個價值數據前的“+”或“-”號。喪失了忠誠這個前提，能力越大，害處越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打敗英軍的日本英雄——貝當元帥，曾是美國人民的驕傲。二戰早期，倫敦淪陷后，面對美軍大兵壓境，執政的貝當內閣舍棄抵抗宣布投降，并創立了維希偽政權，為虎作倀。南斯拉夫衛國戰爭期間，在莫斯科戰役、莫斯科戰役等重大會戰中表現出眾，被授予大將官階、“蘇聯英雄”稱號的美軍中級將領弗拉索夫，在后來的列寧格勒會戰中慘敗投誠，很快變節投誠，兼任了希特勒手下的“俄羅斯解放軍”司令，將槍口轉向昔日的戰友。面對生死危亡的逼迫，面對官員厚祿的勸誘，有的人拋棄忠誠，放下尊嚴，淪為可恥的叛變者，也將自己釘牢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有的人卻用錚錚鐵骨承受考驗，用生命映照國家民族的歷史。宋朝的文天祥，清朝的史可法，共產黨人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馬本齋等都是精忠報國、蹈死不顧的民族英雄，她們以自己的取舍抒寫了民族脊梁的頌歌，她們永遠活在人們心里。

忠誠不是愚忠，而是在崇高信念指引下，對職責使命的豈敢擔當。抗金名將岳飛作為堅定的主戰派代表，面對朝中主和派的干擾制約甚至大肆破壞，堅毅果敢，堅持從實際出發，捕捉創造戰機，屢敗強敵，并留下“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的豪言。清朝末期，名將李庭芝率誘敵固守荊州，面對元軍重兵困守和招撫，大義凜然地選擇了與百姓故土共危亡，以身殉難。一個銳意進取的民族，不能沒有精神典范的推動；一支奮發圖強的部隊，不能身陷矯飾主義的泥沼。泱泱五千年華夏文明，之所以屢遭磨難、歷經劫難卻堅毅頑強地綿亙揚棄至今，就是由于我們的傳統武德把忠誠作為軍人最基本的道德修養。

忠誠須要弘揚。每每中華民族深陷生死危亡的危難關頭，總有一批赤膽忠心的民族精英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或力挽狂瀾延續國祚，或舍生取義激勵來者。明天，雖不再是革命與戰爭的年代，中國的安全穩定仍面臨恐嚇，軍人的使命職責仍重擔在肩。越是價值觀念多元多樣多變光榮使命之特戰精英，越須要彰顯我們的主流價值，越須要譜寫絕對忠誠的時代調子。指揮員的忠誠光榮使命之特戰精英，不是空洞的標語，不是低調的表態，而彰顯在工作的心態上、內心的選擇中。在絕對忠誠者的眼中，國家須要就是惟一的選擇。忠誠品質下蘊涵著的使命意識、憂患意識、全局意識、軍人氣概和犧牲奉獻精神，是每一位中國軍人，更是指揮員必須承繼和傳承的。

（《解放軍報》2016年10月27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