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西晉王融，七歲時就已經擁有超越其他小孩的洞察力。

他和一群孩子看見一棵樹旁邊還有一棵李子樹，樹枝上結滿了李子，孩子們爭先恐后地去摘，但是王榮確信這些李子肯定是苦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明明長在路邊卻沒人摘。

其他小朋友嘗了之后，發現果然如此，旁邊圍觀的大人也都紛紛表示驚嘆，也收獲了一些感悟。

另一位著名的神童孔融，也是以同樣的方式成名。他善于觀察，有非凡的勇氣，在逆境中能夠保持冷靜。他以“送梨”而聞名，甚至將他的神童基因遺傳給了下一代。

當時孔融被曹操擒獲，曹操要誅殺他。他的兩個兒子才八九歲，孔融便讓使者為兩個兒子求情，請求饒小兒子一命。但兩個孩子確定自己會受到牽連，便淡定地說出了那句如今被無數熱搜引用的名言：“巢覆之下，卵何存？”

比較常見的模板，就是像鐘慧那樣，能言善辯，頭腦聰明。

魏文帝曹睿聽說鐘會、鐘昱兄弟倆聰明絕頂，便決定召見他們。鐘昱大汗淋漓，而鐘會卻一滴汗都沒有。曹睿想戲弄他們，問為什么一個出汗，一個不出汗。鐘昱回答說：“我嚇得渾身發抖，大汗淋漓。”鐘會立即回答說：“我嚇得渾身發抖，不敢出汗。”結果截然不同，但都巧妙地利用了“嚇得”這個借口。

然而，并不是每一個“神童”都能成為故事。或者更確切地說：那些成為“故事”的“神童”，往往不是因為他們的“神童”或“童年”——

前文提到的王镕、孔融、鐘會，都是出身于世家大族，在“曹居制”和“九品中正制”定義的時代，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注定成年后會在史書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們的出身決定了他們能夠流傳童年的故事。換言之，這些故事最有可能從結果反轉到原因。

而這一規律在此后1800年里似乎也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在新時期的神童故事中，人們也有意無意地將故事中的“特權色彩”“環境因素”和“遺傳因素”剔除，試圖將它們改造成“模板”，讓它們像教材一樣，無差別地出現在每一個孩子成長的記憶中。

猜測：神童無法逃脫的循環

最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神童”是小學生陳凌詩，他的“抗癌工程”研究成果獲得了國家級獎勵。

據媒體報道，昆明市盤龍區盤龍小學六年級學生陳凌詩憑借科研項目《大腸癌發生發展中的作用及機制研究》榮獲第34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三等獎，并榮獲第34屆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青少年科技創新成果大賽一等獎。

即便是對生物、醫學一竅不通的人，也很容易發現其中的蹊蹺：對于小學生來說，該項目涉及的知識量嚴重超教材——這也是多數網友的直觀感受。除了內容超教材，人們通過各種信息搜索，還發現了很多可疑之處。比如，陳凌詩的父母在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他獲獎的項目與父母研究項目的一個分支高度重合。

再加上“獲國家級獎項可高考加分”等相關政策的存在，輿論很快就給陳玲詩下了定義：

他是為了“投機”目的而創造的人造天才。

（陳令時實驗記錄冊）

當然，從有限的公開資料來看??，很難說這樣的“定性”到底正確與否，畢竟無數的熱搜先例告訴我們，反轉幾乎是社交網絡時代所有熱點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但這并不妨礙事件本身作為一個鮮活的例子告訴我們：歷史上的“猜測”確實是“神童故事”產生的主要原因，這一點毋庸置疑，就連教科書中出現的“曹沖稱象”等故事也不例外。

在我們最為熟悉的故事版本中，曹沖巧妙地利用浮力的原理計算出了大象的重量，曹操欣喜地發現他擁有“成年人的智慧”，決定精心培養他。包括曹操死后那句傷心的告白，也更加印證了曹沖的“神童”身份——“這是我的不幸，卻是你的幸運”，分明是在說“如果他沒有死，你就不可能是繼承人”。

但根據國學大師陳寅恪、季羨林等人的研究，“曹沖稱象”更像是一次標準的“神童營銷”，幫助曹操正大光明地將自己最疼愛的小兒子提拔進仕途，并給出了三??點理由：

1、東漢末年三國時期，正值“小冰期”，全國氣候寒冷，而有贈象記載的東吳當時的環境并不適合大象生存；

2、“稱象故事”在西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佛經中存在，在《雜寶經》中有記載；

3、東漢選拔人才實行“曹舉制”，即對人才最重要的不是“出身”或“才華”，而是“讓人知道你有才華”，這樣才能“在諸侯中也能聞名”，有機會被官員發現而“以孝廉之人薦為官”。

孔融的事跡更是典型。

在史書中，你不僅可以看到他小時候在公共場合的閑聊和在家庭聚餐時的舉止，甚至可以看到史學家對圍觀者情緒的生動描述。例如，當孔融用“你小時候一定很聰明”來反駁“小時候聰明，長大后不一定聰明”的說法時，圍觀者無不“驚嘆”。

運用現在的營銷理論，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有針對性的記錄方式：

人們并沒有花太多心思去描寫孔融的學術成就有多高、知識儲備有多深厚，而是選取普通百姓最容易理解的素材，完成“大眾傳播”——“送梨”對應孔融的性格，“口出惡言”對應孔融的聰明——再加上“小娃娃”的設定，如此“名聲顯赫”的神童，不能順利當上將軍、當上宰相，民間自然不會答應。

（如果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發現了牛頓第一定律，恐怕沒人會在意。）

值得一提的是，不僅民間認為“神童”是一條很好的捷徑，官場層面也看重“神童”這一符號的獨特性。歷史上，許多皇帝為了顯示自己卓越的政績和任人唯賢的能力，都曾舉行“特招”科舉，在全國范圍內選拔“神童”。

以唐朝為例，唐朝政府曾設立過“童子局”，可以理解為當時盛行的少壯班招生，通過科舉考試后，即可升官，考生年齡不能超過十歲。

不過考核的內容比較死板，僅限于背誦一兩篇小經文——或許皇帝的本意是想通過看懂“經文”來判斷神童是否早熟，但對于普通人來說，“成績出眾”才是更現實的——既然硬性標準是會背誦，那“背誦”就得下些功夫。

童子試先例一經開，全國各地家長聞訊，便從三四歲起培養“誦讀神童”，結果“神童”越來越多，真假難辨。幾代皇帝為此苦惱不已，宋理宗時終于廢除。這和乾隆皇帝晚年自稱“十全十美人”，鼓勵老人再就業的做法有些相似。于是，這一制度從上而下蔓延，出現了孫子扛旗、老人戰戰兢兢地拿起筆參加科舉的奇觀。

不得不說何碧玉個人資料簡介，這里面有一絲“歷史輪回”的意味：本意是想發掘孩子身上的閃光點，但更善于“討好體制”的家庭卻鉆了空子。一千多年過去了，背誦神童和陳靈詩之間，已經很難看出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畢竟，陳凌詩雖然不一定是機械地背誦試卷，但對于一門需要線性積累才能出成果的學科，哪怕他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會說，很可能他記住的比理解的還多。

致富：批量培養神童的最佳理由

“人造神童”還有一個動機何碧玉個人資料簡介，就是為了賺錢。雖然它不像“炒作”那樣歷史悠久英語作文，是典型的市場經濟產物，但它比“炒作”更殘忍，原因很簡單：

后者最終能使“神童”本人受益，而前者更像是一個產業生態——神童是必要因素，但并不一定能截取價值。

岑艾諾的例子非常典型，在網上流傳的一本書封面的個人簡介中，岑艾諾被描述為14歲就出版了3本書、一天能寫2000首詩、創立了三個品牌的“神童”。

其實到現在為止，“新神童”岑伊諾的出現也無傷大雅。畢竟，任何稍有邏輯和常識的人，都會發現其中的不對勁。比如，以一天寫2000首詩來計算，就算一天寫24小時，也需要以90秒的速度把每一首詩寫完，這實在不是人類作為碳基生物能夠完成的。

再說了，“神童”畢竟是“神”，就如民間傳說中朱元璋必有“龍顏”、諸葛亮賢妻黃月英必有丑一樣，所謂“神童”做出超越常理的事，普通人也并非無法接受。

但問題是，通過岑懌諾的包裝，岑懌諾的團隊向人們傳達了這樣一條信息：“岑懌諾”是可以被復制的，而且我們已經開發了一套解決方案來幫助你完成復制。

（“跟著岑一諾，你會很迷人！”）

這顯然直接超越了“神童”的“奇跡感”，更接近于標準意義上的商業模式：有精準的受眾（期望孩子成功的父母）、有成長路徑（成為既能出書又能寫詩的神童）、有可操作的解決方案（5000元左右的課程）。

一旦被商業化、模式化，神童岑伊諾就沒那么重要了。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神童是不是“岑伊諾”已經不重要了——人們只需要“岑伊諾”完成執行環節。之后，她的存在對從業者和消費者來說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畢竟，現在誰不懂“廣告僅供參考”這句話呢？

當然岑宜諾的“精神前輩”紀建靜更是典型，曾上過安徽衛視《我是演說家》，是官媒力捧的神童，家世也不錯。

他之所以被頻頻提及，并成為“神童經濟”的代表人物，是因為他成功復制了其臭名昭著的老師“成功學大師”陳安之的商業模式，并以更好的執行能力避開了原有商業模式中風險較高的部分。

比如，陳安之的基本模式，是將歐美關于“企業管理”和“自我管理”的著作解構包裝成通俗易懂的成功學，再用呈現方式強化，本質上就是充分利用了行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信息源極其豐富的自媒體時代，這種信息斷層同樣可以出現，但必然需要陳安之團隊做出更高的投入和更嚴苛的篩選。

結果，陳安志還沒來得及加碼，就被打得落花流水、飽受質疑。就連手握“精神病證明”、“靠證明撒野”、“靠表情包成名”的“圣祖雄鷹高飛”都覺得他比陳安志厲害，多次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個人私域瘋狂嘲諷。

他會把話題延伸到“投資”、“金融”等有一定專業門檻的領域，這讓他無往不利：你看不懂，說明你專業積累不夠；你賠了，那是生意的本質，“金融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岑伊諾之外，季建靜如今又有了新的接班人。

從目前公開的視頻資料來看，已經出現了一名8歲小男孩，說話風格和岑一諾十分相似。這名小男孩還抄襲了岑一諾，被紀建靜包裝為：

“中國最矮小演說家”

“中國兒童創業聯盟及兒童慈善事業創始人”

“我6歲第一次創業就成功了，上臺10分鐘，交易額就幾萬元。”

想象一下，一個8歲的小男孩站在臺上，用陌生的語氣打招呼，滿懷激情地問大家想不想賺更多的錢，我想圍觀的觀眾一定會有極其復雜的心情和疑問——“父母到底是有多功利，才會讓孩子走上這條路？”

神童不是傳奇

什么才是神童？這個標準其實很難具體化。但如果從表面理解為智商高、考試好、能適應社會規則、早早出人頭地，這樣的神童從來就不是什么傳奇，即便在新中國歷史上，也并不罕見。

作為197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屆少年班的學生，謝彥波跳過了整個中學階段，從小學直接進入少年班，11歲考入大學，18歲攻讀博士學位，隨后回國成為一名物理老師。

（謝彥博）

來自河南的何碧玉14歲考入河南高等教育學院，以750分的滿分成績，獲得河南省高考理工科狀元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系生命科學專業。但由于時代的局限，知道她的人并不多。

（何碧玉）

他們是智商超群的神童，年紀輕輕就考入名牌大學，相比于動輒掌控百億資產的年輕企業家，他們也是理論上更具有普通人指導意義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