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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關于中國科大少年班30年征程的報道吧！

近30年來，共招收學生1220人，畢業1027人。 其中90%以上獲得博士、碩士學位。 大約20%的畢業生選擇學術研究作為終生職業。 國內外教授、副教授、終身教職93人。 70%以上畢業生活躍于國內外經濟、IT、金融、制造等領域，約35%在世界500強企業工作……

一串數字的背后，是一個在高等教育改革進程中備受關注和爭議的特殊階層，面臨命運坎坷的堅持和積累。

“我對青少年階層還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青少年的智力發展必須尊重青少年的成長規律，盡量不搞特殊區域，盡量自然一些。”

“青少年班的目的是什么？不是選拔培養神童，而是為有潛力的孩子提供機會和環境。”

這種討論和爭論一直是連續幾天召開的座談會的對話主題。

今年3月，面對社會猜測和質疑，沉寂多年的中國科大終于敞開心扉，首次對少年班做了系統、完整的總結，并公開了自己的經驗以“高調”的方式向媒體和公眾展示。 與此同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南大學教授蔡子興等各界人士在大會上提出了“大學取消初中班”的建議。全國兩會多次受邀到學校討論辦學模式。

3月22日上午11點，雨后天空放晴，空氣清新。 數百名少年班校友、少年班管理人員、師生以及海內外各界人士齊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禮堂前合影留念。 。 蔡子興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中間偏右。 旁邊的是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現任安徽省教育廳廳長程毅。

“這是一場晚了10年的聚會，難得啊！” 程毅笑著說道。

與持有不同意見的人成為朋友也許很容易，但讓陪伴少年班多年的質疑和反對消失卻并不容易。 對于這樣一個持續了30年的“人才地帶”來說，是升是壓，是褒是貶，已經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探究其繼續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人們重新將目光聚焦到青少年階層的目的。 地點。

1978年：青春勵志大片首映

說到青少年班的設立，有一個人們不能忘記的名字——寧波。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琳寫信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推薦來自江西贛州的13歲天才寧波人。 11月3日，這封信收到了方毅的親自批示，直接導致了幾個月后中科大青少年班的誕生。

事實上，早在1974年5月，物理學家李政道就曾提出舉辦少年班的想法。 當年，李政道回國訪問，看到“文革”給祖國帶來全面危機，人才培養幾乎完全停止。 他通過周總理向毛主席建議：“可以參考全國各地招收、培訓芭蕾舞演員的辦法。”選拔極少數合格的年輕人，十三歲、十四歲左右清華大學少年班分數線，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議，但由于多種因素的限制，這個想法花了四年時間才成為現實。

1978年3月8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舉行首屆少年班開學典禮。 少年班成立的消息一出，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對于剛剛經歷十年浩劫、被“讀書無用論”誤導、渴望找回失去的時光的中國人來說，以“神童”寧波為代表的青年階層的出現，無疑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事件。 一部勵志的“青春勵志大片”。

3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張世偉、宣風華撰寫的關于青年班的報道，標題為：《中國科大青年班的英雄誓言：我們一定要跑好》走向祖國的未來。” 。

現任清華紫光集團董事長的郭元林是少年二班的學生。 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高考中斷了10多年，沒有參考，沒有感覺，上大學對于14歲以下的孩子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讀到寧波、謝彥博、科大少年班成立的消息后，我突然覺得大學之門已經觸手可及。” 在老師和家長的鼓勵下，郭元林順利通過了少年班。 1978年10月上旬，郭元林和同時考入少年班的張亞勤登上了從太原開往合肥的火車。 鐵軌的轟鳴聲中，郭元林看著窗外一閃而過的風景，還不知道這個選擇對他的人生意味著什么。

許多年后，當人們回顧第一批少年班的學生時，發現當寧波等人的命運因媒體和社會的過度關注而走向與人們預想相反的方向時，更多的孩子選擇了青少年。 坂茂步入科學研究的快車道，走上了不尋常的人生軌跡。

科學春天的人才戰略

初一班開班后第十天，全國科學大會召開。 鄧小平同志在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在人才問題上，必須特別強調要打破常規，發現、選拔和培養優秀人才”。

會議結束時，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郭沫若發表了題為《科學的春天》的書面演講，由播音員洪云宣讀。現場，會場爆發出陣陣春天般的掌聲。 可以說，中國科大青少年班在“科學的春天”中萌芽、迅速成長。

“在科技人才嚴重短缺的特殊時代，少年班的出現服務了國家的人才戰略需求。”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副校長尹紅軍用“人才戰略”來形容少年班成立的意義。 這并不夸張。 “軟件類”的設立就是一個證明。

1983年12月28日，鄧小平同志在方毅副總理的陪同下會見了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 楊振寧在談到計算機軟件人才培養時說：“現在全世界都承認美國有最好的計算機。我考察美國時發現，做計算機的不是老年人，而是年輕人。”我知道中國有一個青少年班，14歲到15歲上大學，他們很聰明，這些軟件專業的人將來會有光明的前途。

鄧小平聽了楊振寧的話后說：“我們可以在科大開少年班。” 他作出批示并要求有關領導認真貫徹落實。 同時，他還強調：“看得更遠，否則就太晚了。”

在鄧小平的支持和鼓勵下，1984年5月28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頒布了《關于在少年班開設計算機軟件專業的若干規定》。 同年9月5日，計算機軟件專業初中班正式開班，招生23人。

“我們科大一直為全校開設初級班。” 在過去一周的采訪過程中，這句話反復出現在班主任、老師、低年級班主任等不同人士的口中。 尹紅軍表示，中國科大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是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包括人才戰略和科技戰略。 這是中國科大歷代人所遵循的。 因此，少年班自成立以來，自然就得到了科大最好的教學資源和最寬松的政策支持。

自主招生的先驅

2005年7月，在科大少年班成立一萬周年校友聚會上，時任少年班招生主任史繼槐半開玩笑地提到首屆少年班的招生情況：當時的方法是不科學的。 基本上，我們只是見面、交談、提出幾個問題，如果你認為這有效，就說：‘好吧，你可以做到！’”

聽到這話，1978級少年班的校友們哈哈大笑起來。 雖然最初的方法不是很科學和規范，但石教授表示，他在招生時的基本想法是測試孩子的能力。

第一階段招生時，各地前往招生的老師的錄取標準和程序并不完全統一，導致錄取的學生存在較大差異。 在學生入學后的初試中，有的學生數學考了98分，有的學生只考了10分。

為避免考試標準不一致等弊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初二班招生時設置題型并組織全國統一考試。 雖然成績不錯，但在全國范圍內單獨組織一次“小高考”，工作量非常大。 ，也給各地招生部門造成了很大的麻煩。

1979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對招生方式進行了重大改革。 將學校統一考試改為地方統一全國高考。 科目與高考理工科考生相同。 試卷在科技大學收卷后進行收卷并評分。 排名靠前的候選人被選為初步候選人。 然后派教師到各地進行復試，按照德智體全面考核的原則，擇優錄取。

但在實施過程中，“不拘一格地裁減人才”的例子也不少。 1981年，黑龍江省14歲考生高立新距離少年班錄取線還差8分。 然而，她的數學成績達到了118分，在所有考生中排名第二。 經檢查，她因特殊情況被錄取。 多年后，高立新成為麻省理工學院電氣與計算機工程系終身教授。

另一項重大招生改革發生在1986年，科大在初中第十屆招生時，首次將初選的考生全部帶到學校進行復試，并增加了心理測試。

“復試的時候，我們會請老師講一些新的大學課程，然后在講完后當場測試，讓他講講自己的經歷，看看他的理解能力。我們也會讓考生學習并與老師同住一段時間，對他們進行全面檢查。尹紅軍表示，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是因為當時社會上有討論稱科大“強行拖”一些“不合格”的學生進入少年班，這是“毀掉人才”、“毀掉人才”。學科，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全面發展。

此后，這種先通過高考選拔，再進行集中復試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副校長、《少年班三十年》主編辛厚文認為，少年班首先嘗試并完善了自主招生方式。 倒不是科大有什么先見之明，而是經過實踐才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2003年，教育部規定22所重點大學試點自主招生5%的部分招生計劃。 此后，試點自主選拔招生改革的高校逐年增加，今年已擴大至68所。我國高等教育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方向與原來的實踐者不謀而合。多年后少年班的感言——尊重科學精神，尊重人才培養規律。

實驗領域迸發出創新火花

3月19日，記者見到了專程從深圳趕來參加少年班30周年慶典的朱原教授。 1979年，28歲的朱原第一次擔任少年班班主任時，他甚至有些擔心，“我該如何照顧這些孩子呢？” 為了驗證少年班的孩子是否真的聰明，他還進行了教學實驗。

低年級79年級有一個數學學習興趣小組，大部分成員都是數學競賽一等獎獲得者。 有一天，朱原問他們是否學會了復變函數。 有的學生學了四分之一，有的學了三分之一，大多數人自己學了一半多一點。 復雜的函數將在一年后成為他們的課程。 。

那天晚上，一個孩子跑到朱元家問：“朱老師，你為什么問我們這個？” “我想知道你的進階學習進度。” “不，你別有用心。” 朱元聽后笑了笑，原來他的想法是，如果這些孩子能夠自己完成課程的話，可以嘗試兩周后參加本科78級復雜函數的期末考試。 如果能得到85分，就可以免修這門課程。

朱原見孩子們很想嘗試，就跑到教務處辦理考試手續。 沒想到，半個月后，初一班的五位考生中，有兩位拿到了100分，一位拿到了98分，一位拿到了87分，最少的也拿到了64分。 78級本科生中，考了100分的有十幾人，不及格的也有十幾人。

“教務處總說我們初三班有很多事情要做，要選課、免試、提前學習，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朱元回憶起為低年級班拼命跑腿的經歷，臉上卻寫滿了感慨。 幸福地笑著，“我跟院長說，正是因為麻煩，也正是因為少年班要做的事情很多，有自己的獨特性，所以才有少年班的必要。”

朱原還記得，他和時任少年班管理委員會主任的陶茂奇教授一起起草了少年班軟件專業的學習報告。 當時，他們甚至設想在軟件班實施“5年+1年”的一貫式碩士培養計劃。 雖然這個想法當時沒有實現，但回憶起自己在少年班任職期間發生的各種教育改革實驗，朱原仍然激動不已。

“開設初級班就是在做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你無法復制別人所做的事情。” 尹紅軍認為，不是每一個想法都是對的，也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十全十美，但少年班作為人才培養的試驗田，必須勇于創新，最重要的是堅持。

尹紅軍說，少年班的教學方案往往需要經過反復的論證和調整。 由于涉及到各院系教學資源的協調，很多方案需要由院系負責人聯席會議決定。 “我們理工科專業有很多理由要提高標準。朱元當時還年輕，有些事情處理不了，但在錢林釗等學校領導的支持下，很多事情都在學校順利實施了。”結尾 。”

“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只能從局部做起。” 辛厚文說，但青少年班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

初中班的路是不是越來越窄了？

科大少年班模式于1984年得到鄧小平同志的肯定后，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決定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12所重點高等學校開設少年班大學擴大少年班試點。 。

這種非凡的教育形式在我國和世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美好的時光并沒有持續多久。 自20世紀90年代起，多間學校的青少年班已停止運作。

1999年全國兩會上清華大學少年班分數線，政協委員蔡子興提交了《盡快取消青少年班》的書面報告，再次將本來就備受質疑的青少年班推到了風口浪尖。的輿論。

蔡子興提交這份報告時，全國13所高校僅剩5個初中班。 對此，蔡子興評論道：“就連對少年班有感情的張亞勤先生也認為，現在少年班還是太多了。” '。 少年階級的路越來越窄，昔日的“輝煌”早已不復存在。 少年班的老師和家長應該面對現實，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和教訓，思考它的走向。”

“蔡教授的觀點給了我們警示，讓我們更加冷靜下來，認真進行一些梳理和思考。” 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青少年班負責人程毅表示，那段時間，一些大學在青少年辦學上存在一個誤區，就是過度追求低齡學生。 當我聽說這所學校招收了一名13歲的孩子，那所學校招收了一名11歲的孩子，并大肆宣傳。 “投入了這么多的人力、物力，但對整體的教學改革并沒有多大幫助，無疑會走進死胡同。”

程毅告訴記者，他當時曾拒絕過一個9歲的孩子。 “父親抱著孩子，跟著我走進校園。父親手里還拿著一疊孩子在各種比賽中獲獎的證書和報紙上發表的報道。我告訴父親，我相信你的孩子很優秀。”很好，但現在不適合他上大學，應該讓他享受他這個年紀該有的東西。” 在程毅的勸說下，父親把孩子接了回來。 回憶起多年前的這件事，程毅堅信，當時的拒絕是孩子的責任。

事實上，在少年班成立之初，“早出人才、快培養人才”的辦學理念，確實對喚醒全社會的人才意識、快速培養一批基礎型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特定的初始環境下為國家培養科學人才。 但經過多年的發展，這種理念的局限性日益顯現：一些學校過分注重學生的年齡而不是學生的素質，注重專業教育，而忽視了學生的個性化培養和科學發展的引導。

2001年，上海交通大學少年班停止招生。 校方表示，學校院系花費了大量精力對少年班學生進行培養，但效果并不理想。 在先進教育和應試教育的影響下，少年班學生素質下降，學生綜合能力不強，導致少年班走向衰落。

如今，全國只有兩所大學開設初級班，分別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

對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朱慶時分析，成本是很多高校放棄少年班的直接原因。 少年班每年招收四十、五十名學生。 派遣教師到全國各地招生需要大量投入。 雖然規模比高考普招招生規模小，但仍然接近； 此外，少年班實行大口徑通識教育培養模式。 學生入學后，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打下扎實的基礎，然后自主選擇學科和專業。 這對學校教學管理造成影響，管理成本過高。 許多學校認為這不劃算。 “少年班是我們的名片，也是我們的驕傲。我們把少年班作為高等教育改革的試點，大規模地核算成本。”

初級班還有必要繼續辦嗎？

“有人問，我們能繼續辦少年班嗎？毫無疑問，現在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們必須繼續辦少年班。”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書記郭傳杰在總結30年少年班辦學經驗時開門見山。 作出上述聲明。

那么，青少年班怎樣才能辦得更好呢？ 堅持這種模式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不能為了辦少年班而辦少年班。我們應該利用少年班這個平臺，進行一些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無法實現的改革。” 成毅認為，目前，我國高考招生正在逐步嘗試高校自主選拔方式。 國內多所高校舉辦了各類強化班和實驗班，并開始對本科生采取更加靈活的培養方式，尊重學生的自主選擇。 以往完全根據成績決定學生專業和發展方向的僵化局面正在改變。 發生變化。 一方面，這可以視為少年班對高等教育的貢獻。 另一方面，也使得少年班以往所擁有的優勢逐漸消失。

“有一天，我們國家將擁有相對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高校自主選拔學生的方式將更加科學合理，社會和家長對人才成長也會有更加理性的認識。從高等教育的角度來看，現在的少年班我覺得沒有必要繼續這種模式。”

程毅的假設也得到了朱慶時校長的認可。 朱慶時說，如果我們的高等教育和美國一樣，就沒有必要舉辦初級班了。 但中國的現實決定了青少年階層將長期存在其價值。

“我們并沒有輸給所有人！” 在少年班的校友聚會上，這句宣言讓人印象深刻。 更令人欣慰的是，少年班并沒有被大眾遺忘，并以其獨特的辦學模式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

從1985年設立教改試點班（00班）到1986年，高考初試、復試招生的模式基本形成； 1994年起全面實施早期科研實踐和大學生研究計劃，1998年建立學生導師制度； 從2004年開始全面實行4-6年靈活學制和個性化學習計劃。 到2008年，少年班將與微尺度物理科學國家實驗室聯合辦學，構建“教育部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 少年班改革創新的腳步將永遠不會停止。

“大概3到5年的時間，整個少年班的辦學方式會有一個小調整。”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管理委員會主任陳青表示，這些調整既是為了適應科技發展的需要，也是為了適應人們的思維。 方法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為了學生成長的需要，也是經驗逐步積累的產物。 未來，少年班將繼續走教育創新的實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