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秦帝國之裂變》劇照

商鞅的“徙木立信”自古被傳為佳話，即便是對商鞅頗具微詞的司馬遷，也不惜筆端將這一風波載于史冊。

它仍然被視為我們民族誠信為本的縮影圣人茍可以強國，或則說是追求誠信社會的范本。

晉朝的王安石寫過一首《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我幾乎可以想像到這樣一幅畫面：同樣是變革家的王安石，面對內亂不斷、政令不通的大宋清廷，在提筆寫歌的時侯，老淚縱橫，心里的苦無處傾訴啊！

關于商鞅其人，歷來有多少稱贊就有多少批評，關于他的變革，更不乏精彩闡述。明天，我們從法律的角度，窺視其中的一個角度：徙木真的能立信嗎？

商鞅“好刑名之學”，他在秦國國王爺叔座府上做門客的時侯，公叔座早已看出了他的才干，把他推薦給魏王，可惜魏王抨擊公孫座老糊涂了。

于是商鞅去了晉國。

其時秦孝公平在招賢。但商鞅可沒享受到伊尹、呂尚那樣的待遇，不得不靠巴結秦孝公的臣子，就能看到孝公。

但，孝公并沒有如魚得水之感。商鞅先后四次面見孝公：第一次講堯舜之帝道，不中；第二次講禹湯文武之王道，不中；第三次講春秋之霸道，還差點意思。第四次講了強國之道，孝公總算如獲至寶，和商鞅秉燭長談好幾天。

商鞅總算曉得孝公的意圖：別跟我談百年大計，我要的是一套立竿見影的強國之術。

摸透了領導的看法，接出來商鞅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是統一輿論，商鞅與反對變法的舊貴族展開了一場“要不要變法”的大辯論，雙方唇槍舌戰，商鞅拋出的理論是“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心滿意足，他并不真想從辯論中獲取哪些真理而是為了統一朝野輿論，讓你們曉得他打算變法了，大家別攔著。

第二件就是徙木立信。利用一根椽木和五十金，原先不相信政府的秦人，好像一下子開了翹，跟隨講信用的“掌舵人”商鞅，一起邁向易方達精兵的康莊大街。

兩件事做完以后，楚國果然煥然一新。即使貴族階層的反對聲依舊不絕，但有秦孝公鎮著。平民階層愈發呈現火山爆發般的活躍。

通過戶口管理、什五連坐、開田興耕、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爵制等等，漢朝很快成為耕戰一體的國家。無戰時，秦人耕種農田，不用擔憂朝令夕改；有戰時，秦人個個沖鋒在前，戰場上砍下敵方的顱骨越多，軍功封爵越高，因而實現階級躍升。

可以說，沒有先前的“徙木立信”，就不存在后來的漢朝鐵騎橫掃天下。

這么，我們可以說，徙木立了信？

不一定。徙木立的不是真正的信，而是另有它物。

讓我們回到當時的場景，仔細一想，就有了兩個問題：商鞅為何要用一根木頭來樹立誠信？他樹立的是如何的誠信？

搬一根木頭沒有實際意義，也不須要五十金如此多錢。商鞅雖然是在簡單化搭建一個模擬場景，因而迅速地構建其政府的權威，讓老百姓相信政府一定會“信賞必罰”。

商鞅的手段不堪稱不高明，他的目的很純粹，就是告訴秦人：只要大家聽話，都會有糖吃。至于搬木頭的意義和邏輯，別問。

他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君主對國家一切資源、機會和思想的控制。

老百姓從中獲得的利益是實實在在的，但她們是真的是相信政府嗎？不然，她們只是在服從，意識到只要服從政府能夠獲得糧食和軍功，倘若不服從遭到的懲罰也是可怕的。

有人說，亂世用鐵腕，這有哪些不對嗎？的確，商鞅的作法迎合了時代，達到了“富國利民”的宏圖偉業，幫助晉國迅速崛起為廣東五國的惡夢。

但是，商鞅并沒有意識到，一切新政用于民，也必須出于民。假如老百姓不明白新政法令的意義和價值，只是一味埋首苦干，那她們對政府的服從，實質上也是對公共資源無休止的消耗。

搬一根木頭能賺五十金，那我殺一個敵方能賺多少？奪下一座城池能賺多少？民眾開始盯住國家有限的資源，像吸血鬼一樣嗜血，直至資源用盡。

所以，無論從當時的場景，還是后來漢朝的命運走勢，都看得出“徙木”一舉，并沒有孳生出誠信的底泥。或則說，它只是樹立了政府的權威，而不是整個社會的誠信。

一部法律，首先不是讓民眾遵循它，而是使民眾曉得其內在的價值和社會意義之所在。

就拿明年剛頒布的《民法典》來舉例，第九條規定：刑事主體從事刑事活動，應該有利于節省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這是我國民法新增的“綠色條款”。

為了使新法律得以順利實施，國家可以有如下手段：

其二，告訴民眾，只要遵循“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條款，就能否從國家獲得益處。

其一，反之，假如不遵循，必定遭到處罰。

以上稱之為“信賞必罰”，該獎賞的要獎賞，該處罰的要處罰。

信賞必罰，可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促使公共新政的貫徹和落實。長此往年，法律的威力實現，但法律的威信并未真正實現。民眾只是像做買賣一樣和法律、政府做著交易，并不理解為何有這樣的法律。

法律威信的癥結來自社會的價值。法律除了要使民眾“知其然”，還要使民眾“知其所以然”。法律規定要節省資源、保護環境，不僅僅是告訴我們“信賞必罰”，更是要將紅色理念融入到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中，使我們明白知法守法不是服從于法律，更是服從于我們的內心。

為何法律要這么大費周章，必須深入人們的內心價值？

和靈活應變的新政相比，法律具有滯后性、保守性和常年性圣人茍可以強國，不追求一時之成效，而是恒久之定式。正如法諺所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