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飚教授曾評價《大轉型》：“波蘭尼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市場不受控制的擴張是災難性的，但它的擴張是連續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論；社會自保運動是必要的，但在實踐往往是被動的，缺乏系統的理論和規劃，因此可能會帶來危險的后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復興波蘭尼的目的，是為了批評新自由主義在亞洲走得太遠。尤其是中國讀者。不得不面對本書提出的一個更為尖銳的問題，即如何構建一個對市場既包容又限制的社會，如何探索社會保護的一般原則和理論，這將是對波蘭尼的挑戰。思想上的革命性發展。”

《偉大的變革：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起源》

[英文] 卡爾·波拉尼 (Karl ) 撰寫； 馮剛、劉洋譯

由活字文化制作

當代世界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層出不窮的經濟危機，一再為我們揭穿自由市場的神話。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是什么？ 為什么自1870年代以來一直被視為國際經濟政策規范的“新自由主義”和冷戰結束后宣告“歷史終結”的“自由民主”，而不是迎來一個“美麗新世界” “ 迎來？ 加劇貧富差距？

2020年初，活字文化策劃的最新版《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發布。 現在重讀經典，我們會發現波蘭尼的不朽預言對于21世紀的中國和世界仍然很有啟發。 供參考。

本文是斯蒂格利茨為2001年英文版《大轉型》撰寫的序言。 斯蒂格利茨（，1943-），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著名以表彰他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

很榮幸為卡爾·波蘭尼的經典著作撰寫序言。 本書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向工業時代的偉大轉變，以及伴隨這一過程的觀念、意識形態、社會經濟政策的轉變。 由于歐洲文明的這種轉變可以與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轉變相比較，波蘭尼常常感覺自己是在直接談論當前的問題。

他的觀點——以及他的擔憂——與1999年和2000年西雅圖和布拉格街頭針對國際金融組織的騷亂者和示威者所提出的觀點是一致的。 1944 年，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僅存在于紙面上時， (RM) 在對該書第一版的介紹中，以類似于波蘭尼《能力》的遠見寫道：“這本書在今天最重要的意義是它為國際組織的未來創始人揭示了歷史教訓。” 如果這些人當時真的讀過這本書，并認真對待，如果他們能夠揭示教訓，那么他們所倡導的政策將比實際提出的政策好很多倍！

卡爾·波蘭尼（Karl ，1886年10月25日－1964年4月23日）是一位匈牙利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 他被公認為20世紀最透徹、最有洞察力的經濟史學家。 當法西斯主義興起時，他離開了他出生的匈牙利，并成為了英國公民。 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他曾在本寧頓學院、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任教。 著有《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大轉型》、《達荷美與奴隸貿易》（與A.羅特斯坦合作）等著作。

試圖用幾句話來概括這樣一本復雜而細致的書是很困難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 盡管半個世紀前寫的著作在今天可能很難從語言和經濟學角度理解，但波蘭尼提出的問題和觀點并沒有失去其卓越性。 他的中心主題包括：自我調節的市場從未真正存在過； 它們的缺陷——不僅體現在其內部運作方面，還體現在其后果（即對窮人的影響）方面——如此嚴重，以至于政府干預變得必要； 而這些后果是否嚴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變化的速度。

波蘭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廣泛流行的涓滴經濟學學說——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人都從增長中受益——并沒有得到歷史事實的支持。 他還闡明了各種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之間的相互聯系：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如何成為新工業利益的婢女，以及這些利益如何選擇性地利用這種意識形態——當他們有利益訴求時，他們仍然會索要利益。政府干預。

然而，今天的爭論與波蘭尼寫作時截然不同。 正如我之前所觀察到的，今天只有頑固分子愿意捍衛——在一個極端——自我監管的經濟，或者——在另一個極端——政府運營的經濟。 每個人都意識到市場的力量并服從其局限性。 但除此之外，經濟學家之間的觀點也存在重要分歧。

其中一些意見分歧很容易識別和拋棄，例如偽裝成經濟科學和良好政策的意識形態和特殊利益。 最近推動發展中國家金融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發起）就是一個例子。 再次，很少有人會不同意，在許多國家，監管既沒有加強其金融體系，也沒有促進經濟增長，而且顯然應該取消監管。 但“自由市場主義者”走得更遠，給聽從他們建議的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所證明的那樣。 甚至在最近發生的這些事件之前，就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種自由化可能會給一個國家帶來重大風險，而這些風險將不成比例地落在窮人身上，而支持這種自由化將促進經濟增長的證據——充其量——絕對是缺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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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上述例子不同的是，有些問題的結論還很不明確。 自由國際貿易允許一個國家利用其比較優勢并增加平均收入，盡管它可能會導致一些人失業。 在失業率非常高的發展中國家多數代表制名詞解釋，貿易自由化所破壞的就業機會可能要大得多。 比它創造的還要多。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貿易自由化與高利率捆綁在一起時尤其如此，這使得創造就業機會和新企業變得不可能。

沒有人可以聲稱將工人從低生產率工作轉移到失業狀態會減少貧困或增加國民收入。 市場自我調節的信徒本質上擁護某種形式的薩伊定律，該定律指出，勞動力的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 對于靠低工資生存的資本家來說，高失業率甚至可能是一種優勢，因為它對工人的工資要求產生了壓制力。

但對經濟學家來說，失業工人代表了經濟功能失調，而且我們已經在太多國家看到了這種或那種功能失調的壓倒性證據。 一些自我監管經濟的倡導者將這些失靈歸咎于政府本身，但無論這種指責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我監管經濟的神話今天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但波蘭尼強調了自我監管經濟體的一個特殊缺陷，這個缺陷最近才再次成為討論的對象。 它涉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經濟體系（或經濟變化）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例如，我們現在談論社會資本。 我們認識到，在拉丁美洲許多地區，長期失業、持續存在的嚴重不平等以及普遍存在的貧困和污穢對那里的社會融合造成了災難性影響，并已成為一種日益嚴重的暴力現象。 助推器。 我們認識到，俄羅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蝕了社會關系，摧毀了社會資本，導致俄羅斯黑手黨的出現，甚至威脅到其統治地位。 我們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消印度尼西亞的糧食補貼，加上工資暴跌和失業率急劇上升，導致了可預見的（實際上是可預見的）政治和社會動蕩。 考慮到該國的歷史，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俄羅斯黑手黨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幫派組織之一。 它出現于 20 世紀 80 年代末。 蘇聯解體以來，趁著社會轉型之際，俄羅斯黑手黨不斷壯大、蔓延，其中暗殺、搶劫、走私、販賣毒品、收取保護費、販賣人口等惡行惡名昭彰，造成社會動蕩。

在所有這些例子中，不僅是經濟政策（盡管有些脆弱）導致了長期建立的社會關系的崩潰，而且社會關系本身的崩潰也帶來了非常負面的經濟后果。 投資者不愿將資金投入社會局勢高度緊張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的許多人又將資金撤出，形成惡性循環。

大多數社會已經發展到照顧窮人和弱勢群體（the ）。 工業時代的到來使得個人越來越難以對自己承擔全部責任。 事實上，農民可能會失去收成，而自給自足的農民可能會很難為雨季（或更準確地說，為旱季）存錢。 但他從來不缺有酬工作（ ）。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受到超出其控制的力量的攻擊。 如果失業率很高——就像大蕭條時期發生的那樣，或者像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那樣——那么個人能做的事情就極其有限。 他們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場主義者關于保持工資靈活的重要性的教義（即接受無償解雇，或欣然同意降低工資），但他們自己不愿意推進這樣的改革是無效的，甚至如果它們確實具有促進充分就業的有益作用。

英國電影《我是黑人》的臺詞

明顯站不住腳的是，通過降低自己的工資，個人可以立即獲得就業機會。 效率工資理論、內部-外部理論和許多其他理論為勞動力市場為何不像自我調節市場的倡導者所認為的那樣運作提供了一系列有力的解釋。 但無論這些解釋是什么，這里真正重要的事實是，失業不是一種幻想，現代社會需要有處理它的方法，而自我調節的市場并沒有這樣做，至少沒有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 這樣做（甚至對此有解釋，但討論這些解釋會讓我進一步偏離主題）。 快速轉型破壞了原有的應對機制和安全網，但在提出新的應對機制之前，它創造了新的需求。 不幸的是，19 世紀的這一教訓常常被華盛頓共識（自由主義教條的現代版本）的倡導者所忘記。

這些社會應對機制的失敗反過來導致了早期所謂的社會資本的侵蝕。 25年來，這方面發生了兩件大事。 其中之一是我之前提到的作為東亞危機一部分的印度尼西亞災難。 在這場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和其他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倡導者抵制了本應成為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償還債務。 這些債務絕大多數是私營部門向私人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當借款人無法償還借款時，處理這種情況的標準方法就是破產——破產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部分。 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表示拒絕，因為這違反了合同的神圣性。 然而，他們根本不擔心這種違反更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的行為。 他們更愿意向政府提供資金來救助外國債權人，盡管他們在貸款方面沒有采取應有的謹慎態度。 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政策給局外人造成了沉重打擊：在危機中沒有發揮作用的工人和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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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戲劇性的是俄羅斯的失敗。 這個已經成為共產主義實驗受害者的國家再次成為實驗對象。 這項新的實驗是在政府有時間建立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之前，將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理念付諸實踐。 正如大約 70 年前布爾什維克迫使一場快速的社會變革一樣，現在新自由主義者正在迫使另一場快速的社會變革，并帶來毀滅性的后果。 這個國家的人民被承諾，一旦市場力量被釋放，經濟就會繁榮，就像資源配置扭曲、由于社會所有制而缺乏激勵、效率低下的中央計劃體制一樣，權力下放、自由化和私有化也將被這種體制所取代。

但繁榮并沒有發生。 經濟萎縮了大約一半，貧困率（按每天 4 美元計算）從 2% 上升到近 50%。 雖然私有化讓少數寡頭變成了億萬富翁，但政府甚至沒有錢向窮人支付養老金——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 資本市場的自由化被認為是向世人表明這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投資場所，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只能進不能出的無底洞。 因此，資本成群結隊逃離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于私有化進程缺乏合法性，私有產權背后缺乏社會共識。 那些把錢留在俄羅斯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擔心，一旦新政府上臺，他們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

在西方的慫恿下，夢想解決蘇聯社會數十年問題的“五百日計劃”誕生了。 這就是“休克療法”的前身。 該計劃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批準，并由一群有著不同議程的人執行。 激進的政治改革派提出，該計劃是在大規模私有化的基礎上，從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分四個階段，將蘇聯從計劃經濟迅速轉變為西方市場經濟。 短短500天的時間，半個多世紀積累的弊端可以通過快速、全面的私有化一舉解決。

即使拋開政治問題，也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理性投資者會將資金投入蓬勃發展的美國股市，而不是真正陷入蕭條的國家。 如今，雖然有點太晚了，這些錯誤政策的后果正在逐漸認識到，但幾乎已經不可能再將逃逸的資本吸引回來，除非能夠保證無論財富如何獲得，都能保住它。 但這意味著——事實上必然導致——寡頭結構本身的延續。

經濟科學和經濟史已經開始承認波蘭尼論點的有效性。 但經濟政策——尤其是華盛頓共識原則所體現的經濟政策，教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如何完成偉大轉型——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波蘭尼揭穿了自由市場的神話：從來不存在真正自由、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

在最初的轉型中，當今工業化國家的政府發揮了積極作用，不僅通過關稅保護本國產業，還致力于推廣新技術。 在美國，1842年，第一條電報線由聯邦政府資助，農業生產力的突破性增長——為工業化提供了基礎——依賴于政府的研究、教學和推廣服務。 在西歐，投資法規最近才取消。 即使在今天，保護主義和政府干預仍然存在，例如美國政府威脅要對歐洲實施貿易制裁，除非歐洲向加勒比地區的美國公司擁有的香蕉開放市場。

盡管這些干預措施有時是合理的，因為它們被視為對其他政府干預措施的回應，但無恥干預和補貼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農業領域的干預和補貼。 作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我看到了一個又一個的例子，從墨西哥土豆和鱷梨，到日本電影，到烏克蘭女裝外套，再到俄羅斯鈾。 香港長期以來一直被宣傳為自由市場的堡壘，但當它發現來自紐約的投機者試圖通過炒作股票和貨幣市場來摧毀香港經濟時，它對這兩個市場發起了強力干預。 。 美國政府大聲抗議，稱這是對自由市場原則的放棄。 然而，香港的干預占了上風——它成功地穩定了兩個市場，消除了未來對其貨幣的威脅，并從貿易中賺了大錢。

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倡導者強調，問題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預，轉型的關鍵是“讓價格到位”，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將政府從經濟中移除。 從這個角度來看，發展無非就是資本的積累、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技術性的東西。 這種意識形態誤解了轉型本身的本質——這是一種社會轉型，而不僅僅是經濟轉型，甚至這種轉型的經濟方面也比他們簡單的處方所暗示的要深刻得多。 正如波蘭尼如此有力地指出的那樣，他們的觀點代表了對歷史的誤讀。

華盛頓共識（ ）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華盛頓的三大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基于拉美國家在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方面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 一系列政策主張的提出和形成。 1989年，陷入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迫切需要進行國內經濟改革。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舉辦研討會，提供方案拉美國家經濟改革的對策及對策。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約翰·威廉姆森（John ）提出的拉美國家國內經濟改革10項政策措施已與上述機構達成共識，稱為“華盛頓共識”。

如果他今天寫信，就會有更多證據支持他的結論。 例如，在東亞——世界上經濟最成功的地區之一——政府發揮著真正的核心作用，并隱含或明確地認識到維持社會凝聚力的價值，不僅致力于維持而且還致力于改善社會和人力資本。 整個地區不僅經濟快速增長，貧困人口也大幅減少。 東亞的成功有力地證明了政府在市場自我調節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經濟體的優越性。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市場意識形態的持有者在東亞危機期間幾乎表現出了某種幸災樂禍，他們認為這暴露了主動政府模式的致命弱點。 雖然他們的布道確實包括承認加強金融監管，但主要目的是抓住機會促進更大的市場流動性——這種流動性與消除那些社會契約同義，而這些社會契約恰恰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安全。確保社會和政治穩定，這是塑造東亞奇跡的兩個必要條件。

當然，東亞危機實際上是市場自我監管失敗的最明顯例子。 這場危機的根源在于短期資本流動的解放，數十億美元在世界各地流動以尋求最高回報（僅受理性和非理性情緒變化的控制）。

韓國電影《國家破產之日》臺詞

讓我回到波蘭尼的兩個中心主題來結束這篇序言。 第一個重點關注政治與經濟之間復雜的交織關系。 共產主義不僅僅是自由市場的經濟替代品；它也是自由市場的經濟替代品。 它們代表了對自由政治傳統的背離。 新自由主義主義的鼎盛時期大概是1990年至1997年，即柏林墻倒塌之后、東亞危機爆發之前。 有人可能會說，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終結標志著市場經濟和市場自我調節信念的勝利。 但我認為這個解釋是錯誤的。 畢竟，在發達國家，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拒絕這些信條——里根-撒切爾的自由市場信條——以及拒絕“新民主黨”或“新工黨”（新工黨）政策的歡迎。

更令人信服的解釋是，冷戰期間，先進工業化國家根本無法承擔采取如此傷害窮人的政策的風險。 這些國家有選擇。 它們受到西方和東方的追捧。 西方處方的失敗可能會導致他們加入另一個陣營。 隨著柏林墻的倒塌，這些國家別無選擇，巨大風險的信條被毫無顧忌地強加給它們。 但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不僅是輕率的，而且是無知的，因為對于一個不能給大多數人——或者說相當少數人帶來好處的市場經濟來說多數代表制名詞解釋，人們可以用一萬種秘法來拒絕它。 不幸的是，在世界某些地區，對所謂的自我調節市場經濟可能演變成黑手黨資本主義和黑手黨政治體系的擔憂是真實而緊迫的。

韓國電影《寄生蟲》中底層居住的半地下室

波蘭尼將市場視為更廣泛經濟的一部分，而更廣泛經濟則是更廣泛社會的一部分。 他并不將市場經濟本身視為目的，而是將其視為實現更基本目的的手段。 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本身常常被視為改革目標。 記分卡用于記錄不同國家私有化的速度，而不考慮私有化本身有多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財產交給你的朋友并期望租金回報。 但始終沒有記分卡來記錄陷入貧困的人數，或者相對于創造的就業機會而言，被破壞的就業崗位數量，或者暴力、不安全和無力感的增加。 波蘭尼談論的是更基本的價值觀。 這些基本價值觀與自發監管市場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決裂在今天和波蘭尼寫作時一樣明顯。

我們告訴發展中國家民主的重要性，但當談到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影響他們生計的問題——經濟時，他們被告知，經濟鐵律讓你別無選擇，因為你（ （通過你的民主政治進程）往往會把事情搞砸，你必須將做出這些關鍵經濟決策的權力 - 例如宏觀經濟政策 - 交給一個幾乎總是由金融界代表的獨立機構；確保你的行為符合金融界的利益，你被告知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通貨膨脹——不要管就業和經濟增長——并且為了確保你這樣做，你被告知要完全信任央行的措施，例如以固定利率擴大貨幣供應量；當一種措施不起作用時，訴諸另一種措施，例如通貨膨脹目標管理（）。我們的右手正在把它拿走。

波蘭尼以對復雜社會中的自由的討論來結束他的書，這是正確的。 羅斯福（D.）說，在大蕭條時期，“除了恐懼本身，我們沒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不僅談論那些古典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和信仰自由），而且還談論言論自由。 免于恐懼和免于饑餓的自由。 監管可能會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但這樣做可能會促進另一個人的自由。 資本隨意進出一個國家是某些人踐行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踐行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從經濟角度來說，這里存在巨大的外部性）。

大蕭條時期尋找工作的工人

不幸的是，自我調節經濟的神話，無論是舊的自由放任主義還是新的華盛頓共識，并不代表這些自由的平衡，因為窮人比其他人面臨著更大的重要性。世界范圍內，在俄羅斯等一些地方，貧困人口急劇增加，生活水平下降。 對于這些人來說，自由越來越少，免于饑餓、免于恐懼的自由越來越少。 如果波蘭尼今天寫這篇文章，我相信他會認為當今全球社會面臨的挑戰是能否在為時已晚之前糾正這些不平衡。

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