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視察我國當前心理咨詢或治愈師與來訪者在心理咨詢與治愈領域職業倫理上的心態和意識，以幫助專業人員更好地理解和解決職業倫理困頓，并為擬定我國在該領域的職業倫理規范提供參考。方式：選用自編心理咨詢與治愈職業倫理意識和心態問卷對48名專業人員（咨詢師/治愈師）和48名來訪者進行調查，比較兩組人群在職業倫理意識和心態上的差別，以及一些重要人口學變量的或許影響。結果：兩組人群在自編問卷的12個條目衡量上有明顯差別，其中牽涉咨詢關系原則4條（如47．9%的來訪者覺得專業人員可以和來訪者發展私人關系，專業人員持同樣想法的為4．2%，P【KeyWords】and;;;;/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市民對心理咨詢和治愈需求的減小，心理咨詢和治愈行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從事各種心理咨詢和治愈工作的人員迅速提高。因此，鑒于這一行業原本的特殊性,以及在我國仍屬于新興的行業，所以無論是專業人員，還是接受心理咨詢或治愈服務的來訪者對行業原本的理解依然存在較大局限，這在該行業的職業倫理問題上表現得尤為顯著。

從美國心理咨詢和治愈行業的發展來看，在發展初期，對職業倫理方面的關注相對較少，但隨著行業的發展，對這一話題的關注越來越多[1]。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相繼舉行了一系列針對心理咨詢和治愈行業專業人員的倫理調查及相關研究，牽涉包括知情同意、雙重關系、文化背景及價值觀的影響、倫理決策等眾多方面的問題[1-7]。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則極為罕見。近期，張愛蓮等人參照1993年及Pope對中國專業人員所作的一項全省性調查，向國外部份心理咨詢和治愈專業人員領取了問卷，并將調查結果與法國的狀況進行比較，發覺被調查者職業倫理意識總體較強，但在知情同意方面的倫理意識仍有所缺失。闡明我國的心理咨詢與治愈的職業倫理教育有待完善，而相關的調查研究將有助于明晰職業倫理教育目標和重點。之外，專業人員的倫理意識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所在文化的特定影響，所以全盤效仿美國的倫理規范機制并不促使該行業在我國的發展[8]。

不僅對專業人員進行相應調查外，另一個有益的角度是了解接受相關服務的來訪者對該領域職業倫理的理解和心態。本文用自編問卷調查從業的咨詢師/治愈師和來訪者的職業倫理心態和意識，以幫助專業人員了解自身和來訪者在職業倫理問題上的心態，更好地辨識、理解和解決職業倫理困頓，做有針對性的心理教育，以便防治相關的倫理投訴和糾紛的發生，維護專業人員及整個行業的名聲。

1對象和技巧

1．1對象2006年6～12月，向來自上海某一大學的兩所心理咨詢與治愈中心的來訪者60人領取問卷60份，回收有效問卷48份，有效回產率為80%，其學生31人，占64．6%，其他職業17人，占35．4%；填寫問卷時來訪者平均已接受診治次數為9．44次（中位數為4次）。以從業年資為主要初篩標準，并同時考慮性別的比列探訪了來自全省各省份有不同年資從業經驗的專業人員（咨詢師/治愈師）48人，主要為出席在國外舉行的國際心理咨詢與治愈輪訓班及學術大會的學員或代表。專業人員平均年資為7．97年（中位數為6年），執業兩年以下者22人，占48．5%，三年以上者26人，占51．5%。被調查者的人口學特性見表1。?

1．2工具按照中國咨詢商會ACA倫理規范[9]自編職業倫理意識和心態問卷，共29個條目，其中與職業倫理相關的行為條目26條，囊括ACA七個基本原則中的五個原則：A．原則咨詢關系（第1~5條），B．原則保密性，享有特權的勾通及隱私（第6~10條），C．原則職業責任（第11~17條），E．原則評估、測量和解釋（第18~22條），F．原則督察、培訓和教學（第23、24條），G．原則研究和發表（第25、26條）。要求被調查者對那些條目做是否判定，即判定咨詢師/治愈師是否應作出條目中所描述的特定行為。另3個條目（第27~29條）為：打聽被調查者是否知曉專業人員中有遵守職業倫理的行為，是否覺得有必要在美國起草此領域的職業倫理，現在是否適合在美國起草此領域的職業倫理。來訪者的問卷在咨詢師問卷基礎上稍有改動，均打聽來訪者覺得咨詢師/治愈師是否應作出相應行為。

1．3統計方式進行卡方檢測、確切檢測。

2結果

2．1兩組人群職業倫理意識和心態問卷衡量結果及ACA釋義和相關細則

2．290％以上的來訪者與咨詢師衡量一致的條目比較

表2顯示兩群體在衡量上有差別條目共12條，牽涉ACA的A原則3條（第3~5條），B原則1條（第6條），C原則2條（第14、17條），E原則2條（第20、21條），F原則2條（第23、24條），另有1條（第27條）打聽被調查者是否聽聞過有違倫理的行為。

表3顯示兩組人群90%以上的成員給出相似衡量的條目幾乎相似。兩個群體衡量的主要差別在于，咨詢師/治愈師群體給出相似衡量的條目更多一些。?

2．3來訪者與咨詢師/治愈師衡量有爭議的條目比較

兩組人群中40%以上成員作“是”判斷，另40%以上成員作“否”判斷的條目被定義為爭議性條目，其衡量比較見表4。表4顯示兩組人群在有爭議的條目上無重合條目，來訪者組的有爭議的條目高于咨詢師/治愈師組，且兩組人群有爭議的條目均主要牽涉A（咨詢關系）原則。?

2．4人口學變量對衡量結果的影響

本文主要視察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及咨詢師年資對其衡量結果的影響。在性別變量上，來訪者組在4條條目判斷上有性別差別：第7條（B原則）咨詢師/治愈師是否應突破保密原則，女性來訪者覺得應突破和覺得不應突破者分別占群體的45%和55%，女人(80%)傾向于覺得應突破保密原則(χ2=6．049，P=0．014)；第16條（C原則）女性來訪者(73%)傾向于接受咨詢師/治愈師可從自己偏好出發篩選來訪者，男性(57．7%)傾向于不接受(χ2=4．481報考心理咨詢師有年齡限定嗎，P=0．034)；第24條（F原則）女性來訪者不確定班主任是否可給自己師生做咨詢或醫治，覺得可以做和覺得不可以做的各占50%，男性（76．9%）傾向于認可這些行為(χ2=3．776，P=0．052)；第26條（G原則）女性來訪者不確定讓來訪者踏入研究中等候組是否有違倫理，覺得有違倫理和覺得不合乎倫理者分別占54．5%和45．5%，男性（80．8%）傾向于覺得該行為有違倫理(χ2=3．814，P=0．051)。咨詢師/治愈師組在衡量上無性別差距。

在年紀變量上，鑒于兩群體的年紀分布差距較大，分別根據其平均年紀將兩組人群界定為兩個亞組。來訪者群體以24歲為臨界值（24歲以上23人，24歲以下25人），發覺僅在第14條上有明顯差距(χ2=4．015，P=0．045)，更多24歲以上的來訪者覺得咨詢師/治愈師還要定期接受督察（100%/84%）；咨詢師/治愈師群體以37歲為臨界值（37歲以上23人，37歲以下25人），發覺僅在第5條上年紀差距達到邊沿明顯水平(χ2=5．773，P=0．056)，更多37歲以上的咨詢師/治愈師傾向于可接受來訪者的禮品（36%/9．5%）。

在受教育程度變量上，考慮到兩個群體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有所不同，將來訪者分為碩士及碩士以下和博士及本科以上兩組，發覺在2條條目上存在明顯差別。在第4條上(χ2=6．257，P=0．044)，這些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來訪者傾向于覺得咨詢師可以與來訪者發展雙重關系（57．6%/21．4%）；在第22條上(χ2=12．298，P=0．002)，這些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來訪者傾向于覺得咨詢師可以不經來訪者同意向其親屬發布其測查結果（9．1%/0%）。將咨詢師分為碩士及碩士以下，博士和碩士三組，經卡方檢測未發覺任何條目上存在受教育程度的差距。

在年資變量上，以從業時間5年為界將咨詢師/治愈師組分成兩組（5年以下22人，5年以上26人）。發覺僅在第13條上存在邊沿明顯差距（χ2=3．782，P=0．052），更多高年資的咨詢師/治愈師報告它們常常閱讀相關領域的學術刊物和書籍（100%/86．4%）。

3討論

本調查發覺，咨詢師/治愈師人群總體上表現出了較強的倫理意識，大多數回答與ACA倫理細則（2005）[9]的相關規定一致；同時也表現出較為一致的衡量傾向，僅有一條條目為有爭議的條目。這些職業心態和意識上的一致性還表現在性別、年齡及閱歷那些在過去研究中較為重要的人口學變量，在本研究中人口學變量沒有影響到咨詢師/治愈師的倫理心態和意識。這一結果與張愛蓮等人的研究結果有一定差距，在他們的調查中，美國受訪者在第12條條目上有性別差別，在第18條條目上有年紀差距，年青的專業人士被發覺有更強的法律意識和經濟意識，對性的心態也更開發[8]。這一差距的或許成因是：本次參與調查的群體表現出了高文憑及年資較高的特性，所以教育和實踐背景上的同質性很或許導致了其在倫理心態和意識上的一致性；本調查的樣本量和選擇的條目都較有限，因而導致在采樣及統計效力方面的一定限制。

本調查顯示較咨詢師群體而言，來訪者群體表現出兩大特征：它們在職業倫理心態方面表現出了更不一致的回答傾向，與ACA倫理規范（2005）的劃分還有更大差別；來訪者群體最有爭議的條目且與專業人員群體的回答有最大差別的條目均主要集中在咨詢關系及保密原則方面，尤其是牽涉各種雙重關系的條目報考心理咨詢師有年齡限定嗎，幾乎有一半左右的來訪者都傾向于覺得雙重關系是違背倫理的。從兩個群體的結果來看，牽涉保密原則和咨詢關系的條目是本次調查中最容易形成爭議的方面。這首先或許是因為這兩方面本來就容易形成倫理困頓，并且引發相關投訴，而這確實只是英國先前研究和倫理報告的結果[2，4，5]。如在2001-2002年ACA倫理執委會的年度報告中，保密原則和咨詢關系方面的非即將投訴分別為第一大和第二大的非即將投訴來源[10]；再者，也或許反映出了我國文化的特有影響。美國文化中注重面子和人情的特征很或許會和心理咨詢治愈職業倫理中對專業關系界限的指出發生沖突。來訪者比較容易接受和認可專業人員在職業關系此外和自己發生其他的人際關系，并且還能主動尋找發生這類關系，如送禮、請客、通過熟人介紹咨詢師等。同時，咨詢師/治愈師也或許較為熟悉和認可這些人際方式，以便更不容易辨識出相關的倫理問題，也更容易感遭到相關的倫理煩惱和感情沖突。本調查結果的一個重要啟示是，知情同意以及包括雙重關系議程在內的治愈關系應當被作為職業倫理教育和研究的重點；同時，咨詢師/治愈師在臨床工作中也可留意就這兩方面對來訪者進行一定的心理教育，以防止相關倫理困局并且投訴的形成。之外，鑒于我國文化的或許影響，在制訂我國的職業倫理規范時也應就此進行額外的考慮，以期更好地在美國文化框架下規范和指導專業人員的工作。

本調查也存在一些問題。本調查選題范圍較窄，加之在兩組人群的采樣上都普遍表現出了文憑較高、背景較單一的特性，這種必定會對結果的推廣性引起一定影響。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結果仍須要將來同類研究的逐步驗證和辟謠。

致謝：謝謝所有幫助和配合本調查的同行和來訪者；謝謝上海學院心理學系部份研究生、本科生協助進行調查工作?

參考文獻?

1WT,PopeKS．Theof:Aof．JCounsDev,1993,71:330-336．?

2NigroT．Dual:of"．Behav,2003,13(2):191-201．?

3NigroT．"withDual．Behav,2004,14(1):51-64．?

4JO,GG．in．AmJ,2001,158:4-10．?

5MC．,,and:A．Behav,1994,4(3):287-293．?

6RR,ClausRE．-:Aofthe．JDev,2000,78:275-283．?

7JG．,B,,SM,etal．AModelforin．JCounsDev,81:268-277．?

8張愛蓮,錢銘怡,姚萍．心理咨詢與治愈倫理調查及與臺灣相關調查的比較．美國心理衛生刊物,2007，21（1），55-61．?

9ACACodeof．,2005．?

10JL,LT．oftheACA:2001-2002．JCounsDev,2003,81:251-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