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科舉錄》非出于王陽明之手辨

彭鵬

摘：要

《王陽明全集》之《年譜》和《年譜附表一》皆稱《山東科舉錄》出于王陽明之手筆，而且學術界對于這一觀點存有爭議，尚無定論。本文以清朝相關的武舉制度和北京圖書館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廣東科舉錄》為證，確證《山東武舉錄》非出于王陽明之手筆，并借此為前提檢討相關研究之錯誤。

《山東武舉錄》于《王陽明全集》之《年譜》和《年譜附表一》、《陽明先生輯要·年譜》都有提到，皆稱出于王陽明之手，國外外不少學者信其言，視其為陽明初期研究之重要材料指南錄后序原文，從不同的角度對于《試錄》所包含的材料進分了剖析，并取得了相關的研究成果，然而《山東武舉錄》是否出于王陽明之手，在當前學術界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借此為材料所得出之推論亦當加以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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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科舉錄》見于吳光等人編校之《王陽明全集·外集四》。[1]其內容是嘉慶十七年廣東科舉的題目及答案，包括《四書》三道，《易》、《書》、《詩》、《春秋》、《禮記》各二道，《論》、《表》各一道，《問》五道。關于這份《鄉試錄》陽明弟子錢德洪有過專門闡述，據《年譜一》記載：

“十有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秋，主考山西科舉。知縣四川監察御史陸偁聘主貢生，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因為圣學不明；綱紀不振，因為名器太濫；用人太緊，求效太速；及郡縣、清戎、御敵、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2]

這一段話錢德洪交代了三個問題：其三、弘治十七年，王陽明受陸偁聘請主持陜西科舉，并作《山東武舉錄》；其一、在《山東武舉錄》的策問部份，陽明議論了國朝的禮樂之制，覺得“老佛害道，因為圣學不明；綱紀不振，因為名器太濫”，并針對用人、分封、清戎、御敵、息訟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二、由于他的觀點“皆有成法”中，為世人所重。錢德洪的觀點得到了陽明弟子的認同。[3]又據《年譜附表一》：“重刻先生《山東丙子科舉錄》。《山東丙子科舉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峰判應天府，欲番刻于臺北書院，得吾師侄子正憲氏本來刻之。”[4]而正德四年，錢德洪在整理王陽明的新作時，則將其附表于《文錄箋注·三征公移逸稿》后。[5]為此，若以上述材料為據，《山東武舉錄》出于王陽明之手，當無疑惑。

但是，正德七年，謝廷杰匯編的《王泰順公全書》則將其刪掉而未收錄其中。徐階在因此書作序時，對于該書之構成有過陳述，他說：“《王泰順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為《語錄》，公存時徐公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為《文錄》，為《別錄》，為《外集》，為《續編》，皆公薨后錢子洪甫輯；最后七卷為《年譜》，為《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6]據此可知，該書是將徐愛、錢德洪、王畿等所輯關于王陽明之作品匯編而成。并且謝廷杰本何以刪掉錢德洪《續編》中之《山東武舉錄》而不將其載于該書，這一點令人困擾，學界仍然不知何故。之后刊印的各類全書、全集三十八卷本，大都是借此為底本翻刻或排印。

而有的版本似乎仍是以謝氏本為底本，但在處理《山東武舉錄》問題上與謝氏本有所出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部叢書》本、《國學基本叢刊》本皆遵照錢德洪的做法，將其附表于《文錄箋注·三征公移逸稿》后，也就是置于全書的第三十一卷卷尾。日本古新書局出版社以正德本為底本重編之《王陽明全集》鉛印本則將原先卷三十一下《山東武舉錄》另立一卷。臺灣明德出版社出版的《王陽明全集》以四部叢書本為底本，但將《山東武舉錄》移至《外集》卷尾。北京古籍出版社《王陽明全集》參照先前諸版本，將該《試錄》從原先的卷三十一下移作卷二十二《山東科舉錄序》之《附錄》。

這種版本對于《山東科舉錄》或刪掉或錄入，在筆者看來，其根本誘因就在于對《山東科舉錄》是否為王陽明之親作存在異議。關于《山東科舉錄》是否出于王陽明之手，在宋代就有學者發表過議論，李樂在其《見聞札記》中說：“王陽明先生嘉慶十七年以縣丞主事主江西科舉，人言一部《試錄》，俱出先生手筆。前序文古簡絕，與近些年體格不同。五策，余少學嘗朗誦，久而失其本。”[7]李樂在此處所說之“人言”當指錢德洪等王門弟子，他用“人言”二字稱“一部《試錄》，俱出先生手筆”以及對于“五策”之心態變化，可以看出他對于該《試錄》是否出于王陽明手筆是存有疑惑的。但清初王門后學施邦曜于《陽明先生輯要·年譜》又再度重申“試錄皆先生筆也。”[8]對于這一問題，歷史上也就沒有學者再繼續細談。

直到天津古籍出版社之《王陽明全集》出版，該書之編校者覺得該《試錄》“非皆陽明之作”，[9]但到底哪一些不是陽明之訓詁，編者們在此書中并沒有給出一個清楚的說明，這一問題才導致學者的注意和討論。當前學者的討論主要分為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以該書的編者錢明、董平為代表，她們本著對《山東武舉錄》是否為王陽明之作存疑的心態之下，提出自己之看法，覺得《鄉試錄》中的試卷和策問出于王陽明之手，其它皆不是。[10]在筆者看來，她們的這些論斷其依據有二，其三、是源自于上文所提到的錢德洪于《年譜一》上的那一段闡述，是以判定策問部份為陽明所親作。其三、在《山東武舉錄后序》中，有這樣一句話“諸君子登名是錄者，其亦有聞乎？”[11]從這句話可推知，《鄉試錄》所存之文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種觀點，以俞樟華、華建新為代表，她們覺得《山東武舉錄》皆出于王陽明之手筆。其中俞樟華引用《年譜》和李樂的《見聞札記》中的觀點給以證明之。[12]華建新則一方面吸收錢明的觀點以鄉試之“陳文”制度來解釋《山東科舉錄》為陽明親作。又一方面同樣亦引用《年譜》和李樂《見聞札記》中的闡述，覺得從《山東科舉錄》的考題與陳文看，其命題思想均與王陽明此期間的認識相一致，所以認定《山東科舉錄》應為王陽明手錄。[13]

總而言之，學者關于《山東科舉錄》是否全為王陽明之親作，盡管觀點有別，但皆有根有據，其理由可歸納為二：一是以《王陽明全集》之《年譜》和《年譜附表一》、施曜邦之《陽明先生輯要·年譜》以及李樂之《見聞雜記》相關之陳述為據；二是以鄉試“陳文”制為根據，證明《山東武舉錄》是王陽明所作之試卷及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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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學者們大多圍繞著《山東武舉錄》是否全出于陽明之手筆進行論辨，卻尚沒有學者提出《山東武舉錄》非出于王陽明手筆的觀點，并給以證明之。而據筆者考證，《山東武舉錄》并非出于王陽明之手筆，確定無疑。下文將從兩個方面對她們的理由進行指責，同時證明自己的觀點。

首先，在我國唐代武舉制中，有“程文”之制度，而無“陳文”之說。哪些是“程文”？顧炎武有過說明，他說：“自宋以來，以取中尉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三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進士之式，試后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后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14]由顧炎武的闡述可知，所謂“程文”：一是指取中尉子之所作之文，二是指鄉試考試官針對武舉考試所作的用以作為舉子考試例文的文章。并且《鄉試錄》中的“程文”，在明萬歷壬午年之后則專指考生所作之文章，關于這一點，明人黃佐在《翰林記》的相關記述可以為證：

國朝科舉小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蓋鄉試自唐初外，科舉付之藩臬，以為未信也，會試則以名籍付兵部，考試付翰林，暨于親試，則有殿最而無黜陟，蓋以為可信矣。其所制程文自科舉以至于武舉，皆宜刻士子所作，庶為傳信牛b之極。至于制策，亦多代筆，豈所以教之忠歟？按嘉慶乙丑科舉及甲子會試，初為小錄以傳，然惟列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而已。其錄前后雖非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壬戌年始刻程文，自是遂永為定式。[15]

由上述文字，我們可知，明初嘉慶年間，為了避免武舉考試之弊端，《鄉試錄》的內容在不斷建立，由最初在嘉慶乙丑科舉及甲子會試只包括：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前后序，在弘治丙辰年以后，則將中選者之程文亦列入其中，這一規定從此以后成為清朝科舉考試的訂制。王陽明主考山西科舉，是在嘉慶十七年，必須遵循嘉慶戊寅年所制訂的武舉訂制，將科舉中選者的程文收錄于《鄉試錄》中，進呈于上，以供查閱。因而，《山東武舉錄》所含之文章非王陽明之親作，就從武舉制度上得到了有力的證明。

其次，王陽明主考之萬歷十七年廣東科舉所刻之《鄉試錄》刻本尚有抄本存于北京圖書館，而上圖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廣東科舉錄》刻本，則為《山東武舉錄》非王陽明之親作提供了鐵證。北京圖書館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四川科舉錄》，除了包含了《鄉試錄》中所歸定的內容：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前、后序，程文，還有諸位考官對于每個考生對于相關答題的判詞，其中，王陽明的判詞赫然在目。關于各試題之程文作者及王陽明之判詞，整理如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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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于唐朝鄉試的《鄉試錄》刻錄制度和北京圖書館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廣東科舉錄》，我們可以確定《山東武舉錄》非出于王陽明之手筆。借此為基礎，我們即可以強調相關版本存在的問題，又可以糾證自清朝以來，圍繞著《山東武舉錄》的闡述所形成的錯誤推論，以下重點剖析幾個方面：

首先，《山東武舉錄》非出于王陽明之手的證明，一方面，找到了正德本刪掉該《試錄》的緣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部叢書》本、《國學基本叢刊》本、日譯明德出版社本、臺灣古新書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在這個問題上都存在問題。這種版本對于文獻保存之意義不容證實，并且引起的誤會亦不能忽略。

其次，要強調的就是錢德洪所作《年譜》涉及《山東科舉錄》的相關闡述，以及后來學者信其說，在為王陽明作傳或作傳略時所普遍所存在的問題。《年譜一》說：“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因為圣學不明；綱紀不振，因為名器太濫；用人太緊，求效太速；及郡縣、清戎、御敵、息訟，皆有成法。”[17]這段話，對于后世影響甚大，絕大多數學者在為王陽明作傳或作傳略時，或引用其說以證《山東科舉錄》為王陽明親作；或沿用其觀點以剖析王陽明當時之思想。[18]然詳考其觀點，可知錢德洪所作之相關條目皆是從考生的答卷中提練下來的，[19]將其當做王陽明的思想來看待，無疑是錯誤的。

再度，有的學者從陽明整個學術思想的變革的角度，尤其是關于儒釋道三家關系角度，來運用這種材料，相關之推論亦須辨析。如日本學者鐘彩民覺得，《山東武舉錄》中陽明辟佛老之非，注意圣人的憂民之念，表明陽明完全回到儒學立場，《山東武舉錄》代表了陽明在龍場之悟前對儒學的認識和功底。[20]吳震則針對此《試錄》提出了三個想法：第一、《試錄》強調了程朱“居敬”說的重要性，可見此時王陽明的思想仍在程朱學的影響之下，但是，也是在此時，陽明第一次使用了“心學”一詞，這一點值得注意。第二、陽明按照“天下之道一而已矣”的信念，覺得學者在儒釋道黨爭之時，重要的是怎樣闡釋孔孟之道，借此來克服儒學內部的種種弊病，陽明的這一思想相當重要，這是陽明后來勇于向朱子學挑戰的一個出發點。第三、陽明與湛若水結為至交，二人對程顥的“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十分傾倒，并表示要共同“倡明圣學”。這一點與陽明在《山東武舉錄》中要求人們經常反思己心，努力揭示圣道，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21]張剛則引用其中之材料證明與視禪宗為暴雨猛獸的心學家不同，王陽明覺得儒教雖非差別，但在本質上的相同的。[22]以上四人之觀點，鐘彩民的想法，合乎王陽明之學思精進歷程，其誤只在于信《山東武舉錄》出于王陽明之手筆。而吳震三點感想中的前兩點與張剛的觀點之論點都是出于考生之程文，并不能真實的反應陽明之思想，皆不足取。

復次，因為現存王陽明論《易》材料十分有限，而《山東科舉錄》中收錄有《先天而天弗違明天而奉天時》、《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兩篇，所以這兩篇就自然而然的為研究王陽明易學思想的學者所注重，朱伯崑先生、溫海明、楊月清、張沛等人皆引用上述兩篇之材料來剖析王陽明的圖書學思想，或覺得陽明圖書之學遭到朱子《易學啟蒙》的影響[23]，或以為“陽明覺得‘圖’、‘書’是圣人作《易》之本”[24]。而圖書學思想在《王陽明全集》的其它地方根本從未提到，根據這兩篇材料來剖析陽明的圖書學思想，所得出之推論無疑是無法組建的。

上述四個方面，是當前研究《鄉試錄》最易出現問題的地方，構建在這種材料基礎之上的推論都必須給以強調糾正。而這些視《山東科舉錄》為出于王陽明之手筆而作全文研究者，將其所得之推論歸諸于陽明，其錯誤亦是不辨自明。據悉，圍繞著《山東科舉錄》還有兩個問題須要說明：

第一、《山東科舉錄序》為王陽明所作，而《山東科舉錄后序》非王陽明所作。《山東科舉錄后序》的真正作者是傅鼎，吳光等人視其為出自王陽明手筆的觀點是錯誤的。[25]證據同樣有二個，第一、明朝武舉考試有著明晰規定，主考官作前序，副考官作后序，而當時傅鼎就是副考官；[26]第二、上海圖書館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廣東科舉錄》已經標明[27]。

第二、《山東武舉錄》之試題并不是出于王陽明一人之手筆。按武舉考試之規定，武舉考試之題目，為了防止作弊，試卷是不能由主考官一人命定，而是由主考官、副考官和同考官一起商量命定，因而，這種試卷并不是出于王陽明一人之手筆。不過，那些題目中如策問中的儒道之害確實與陽明當時反儒道的思想相契，因而可以當為反映王陽明思想的材料來使用，但其它材料的運用一定要慎重。[28]

參考文獻

[①][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北京，廣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1-870頁。

[②][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226頁。

[③]據錢德洪《陽明先生傳略序》、羅洪先《陽明先生傳略考訂序》可知《年譜》出于錢德洪、羅洪先之手，而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大賓、黃國卿、王健互精校閱而成。錢德洪之《陽明先生傳略序》與羅洪先之《陽明先生傳略考訂序》，分別見于[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356、1358頁。

[④][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340頁。

[⑤]關于錢德洪將《山東武舉錄》附錄于《文錄箋注·三征公移逸稿》后，這段文字轉自于錢明《陽明學的產生與發展》之篆字頁腳，因同治四年抄本，本人則從未看見。參見錢明：《陽明學的產生與發展》，上海，四川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頁。

[⑥]徐階：《王泰順公全書序》，見[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565頁。

[⑦][明]李樂：《見聞雜記》卷六，高雄新興書局景印本《筆記小說大觀》（四十四編）第8冊，臺中，新興書局，1987年，第569頁。

[⑧][明]施邦曜輯評，王曉昕、趙平略點校：《陽明先生輯要》，上海，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7頁。

[⑨]關于這篇材料的編選，編者注說：“本錄原列為嘉慶刊本卷三十一下，然非皆陽明之作，今移放在本卷，附于陽明序文后。”參見[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841頁。并且，考之于嘉慶十年刊本，《山東科舉錄》卻并沒有收入其中，編者之言以何為據，令人不解。吳光在《編校說明》中，說：“卷三十一下原為《山東科舉錄》，其內容多非陽明經籍，故移作卷二十二《山東科舉錄序》之《附錄》”參見[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編校說明》，第4頁。

[⑩]錢明對于《山東科舉錄》的觀點有矛盾，一方面，他覺得《山東科舉錄》是出自陽明手筆的各考試題的“陳文”，另一方面，他在為《山東科舉錄》作注時，又覺得此錄除第五道“問”之部份為陽明所作外，其余皆非陽明之作。參見錢明：《陽明學的產生與發展》，第30-31頁。董平則說：“按《山東科舉錄》，《年譜》謂‘試錄皆出先生手筆’，然詳其內容，則或為士子優秀答卷的編集，其試卷及策問則當出于陽明之手。《全集》‘編者注’謂‘非皆陽明之作’，或得之。但《試錄》是否為陽明作品，仍可存疑。”董平：《王陽明的生活世界》，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

[11][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第870頁。

[12]俞樟華撰：《王學編年》，南京，江蘇學院出版社，2010年版指南錄后序原文，第36頁。

[13]華建新：《論王陽明廣東科舉文的思想內容與論證特色》，見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承辦：《國際陽明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廣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頁。

[14][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點校：《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53頁。

[15][明]黃佐：《翰林記》，臺中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叢書集成新編》第30卷，高雄，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第438頁。

[16][明]游居敬、呂時中：《弘治十七年廣東科舉錄》，明嘉靖37年（1558）抄本，《鄉試錄文》第一至五十六頁。

[17][明]王陽明撰，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226頁。

[18]從古到今，國外外許多學者就受《年譜》和《年譜附表一》的影響。如明人施邦曜所作《年譜》、臺灣學者蔡仁厚《王陽明哲學》之《附錄一·王陽明學行年表》，皆視《山東武舉錄》為王陽明所作。分別見于[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輯評、王曉昕、趙平略點校：《陽明先生輯要》，第7頁；蔡仁厚：《王陽明哲學》，上海，九洲出版社，2013年，第181頁。國外學者張祥浩《王守仁評傳》、方志遠《王陽明評傳》、王冠輝《王陽明評傳》、日本學者高瀨武次郎《王陽明詳傳》、山下龍二《王陽明傳》則對于錢德洪提及的關于《鄉試錄》中的內容或從其說，或變用之。分別見于：張祥浩：《王守仁評傳》，上海，廣州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16頁；方志遠：《王陽明評傳》，上海，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第42頁；王冠輝：《王陽明評傳》，上海，華東科技學院出版社，2013年，第76-82頁；[日]高瀨武次郎著：《王陽明詳傳》，趙海濤、王玉華譯，上海，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版，第44頁；[日]山下龍二著：《王陽明傳》，文君妃譯，高雄，國際文件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70頁。

[19]“老佛害道，因為圣學不明”出于第二問柴世需之程文；“綱紀不振，因為名器太濫”出于第一問穆孔暉之程文；“用人太緊，求效太速”出于第三問陳鼎之程文；“及郡縣、清戎、御敵、息訟，皆有成法”則出于第五問高昱之程文。

[20][臺]鐘彩民：《王陽明思想之進展》，臺中，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第13-18頁。

[21]吳震：《王陽明論著選評》，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導論》，第4頁。吳震談到的“心學”一詞，出自于策問第三問，考生陳鼎的程文中，見于《王陽明全集》，第864頁。“天下之道一而已”，出自于策問第二問柴世需之程文，見于《王陽明全集》第861頁。因為吳光等人編校之《王陽明全集》所收錄《山東科舉錄》之原文與上圖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廣東科舉錄》在內容上并無不同，是以本文為了檢索便捷，涉及《山東武舉錄》之原文皆以吳光等人編校之《全集》為檢索頁腳。

[22]張剛：《王陽明道教觀研究》，王曉昕主編之《王學之光》，上海，東南交通學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頁。張剛引用以支持其觀點材料為“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與？”此段話出自于策問第二問，考生柴世需之程文，見于《王陽明全集》，第861頁。

[23]朱伯崑先生以《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為根據，覺得王陽明易學觀，雖重象數，但不抵觸象數之學，其論河洛隱喻之說即是發揮《易學啟蒙》的觀點，遭到了朱熹的影響，張沛贊同朱先生的觀點。參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三冊，上海，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頁。張沛：《王陽明儒學場域下的易學觀》，《周易研究》2010年第4期。

[24]溫海明：《王陽明易學略論》，《周易研究》1998年第3期。

[25]吳光等人編校之《王陽明全集》收錄有《山東武舉錄后序》未標明非王陽明所作，見于《王陽明全集》，第870頁。而俞樟華、華建新皆覺得《山東武舉錄后序》為王陽明所作。分別見于俞樟華：《王學編年》，第36頁；華建新《論王陽明廣東科舉文的思想內容與論證特色》，見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承辦：《國際陽明學研究》第三卷，第36頁。

[26]清朝武舉對《試錄》作序之原則有著嚴格的規定，顧炎武在《日知錄·書不當兩序》中就明晰強調“《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官序其后，職也”。[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點校：《日知錄集釋》全校本，第1104頁。

[27][明]游居敬、呂時中：《弘治十七年廣東科舉錄》，明嘉靖37年（1558）抄本，第五十八頁上。

[28]當前學術界中，對于那些材料的使用，有些學者就十分留神慎重。如楊國榮只是提到策問之題目之“佛老為天下害，已非一日”而不涉及答案部份。楊國榮：《心學之思》，上海，三聯書城，1997年版，第29頁。

本文原刊于《孔子研究》2015年第4期

謝謝彭鵬博士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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