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第一代人感到教育被權勢所控制，因此取消了高考，實行保送上大學的制度。 但問題是推薦指標太難量化，主觀性強。 而且，被推薦的人可能政治上很合格，但文化素質達不到上大學的標準。 結果，“大學變成了小學”。 很多人進入大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補課。 畢竟他們負債太多，而且有大量的人有資格進入大學。 學習的人才沒有被系統吸納，不僅造成浪費，而且在外流浪的人才更具破壞性，加劇社會不安定，民眾普遍對這種制度不滿。

人民日報首頁，高考取消相關新聞

粉碎四人幫后恢復高考時間，第二代卷土重來，主動負責科學教育。 他猶豫不決，想改革舊制度。

1977年8月4日，第二代主席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科教工作座談會。

在這次座談會上，有一個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完整性。

座談會的氣氛已經很活躍了。 時年52歲的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興長達15分鐘的演講引發了熱烈討論，將研討會推向了高潮。 查全興尖銳批評了現行招生制度的四個嚴重缺陷：埋沒了人才，大量熱愛科學、有前途的年輕人沒有被選拔； 阻礙工農子女上大學； 敗壞社會風氣，助長不正之風。 ; 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教學的積極性。 他呼吁：“我們必須迅速做出決定，只爭朝夕。 今年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年。”

這一徹底、大膽的演講深深震撼了在場的所有人，引起了大家的強烈共鳴。 正是這句令人震驚的話語，將1977年高考的入學日期提前了。

專家們的意見讓鄧小平感到震驚和鼓舞。 他問坐在他旁邊的教育部部長劉夕耀：“今年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 劉夕瑤說道：“再推遲半年入學，還是來不及了。” 鄧小平聞言，當場作出決定：“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掉！把原來寫好的招生報告收回，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今年我們決心按要求招收學生，我們招收的學生必須符合要求。”

鄧小平當場的決定贏得了全場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許多學者感動得熱淚盈眶。 兩天之內，整個北京城都知道了這個消息。

北京確實是國家的中心。 我們八月份就得到了消息。 北京很多人都欣喜若狂，激動不已。 許多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開始準備考試之前都流下了眼淚。 其他地區的人普遍來說，比北京人知道這個消息晚了近兩個月，這意味著他們的審核時間比他們少了兩個月。 。 。

隨著國家重大政策的調整，全國人民也都知道了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全國各地的學習氛圍都發生了變化。

1977年恢復高考引發了全社會的讀書熱潮，許多青少年的求知欲、讀書欲被喚醒和激活。 這是恢復高考后上海圖書館門口的歷史形象：一大早，圖書館還沒開門，年輕人就已經在門口排隊了。

上海圖書館的老員工還記得圖書館開館時的盛況。 每天早上6點左右，上海圖書館門口就開始排起長隊，開館后，讀者如潮水般涌入。 擠進圖書館的人基本不出去。 一旦出去，你的位置就沒有了。 至今給老員工印象最深的是，涌入的人流竟然把門玻璃都撞碎了。 “那是英國人蓋的房子，門很厚，玻璃也很厚恢復高考時間，碎玻璃不是一兩個人能做到的。” 打開鐵門的工作人員被推到門邊，按在門上。 他踩在鐵門上，不得不大聲提醒：“輕點，輕點，別受傷！”

很多讀者在圖書館里廢寢忘食地讀書學習，不少人正在做《數理化自學系列》的練習。 據一位擔任上海圖書館讀書組組長的老工作人員回憶：“當時最流行的一套書是《數理化自學叢書》，我們原來有大約有十套，但后來發現不行，不能滿足這么多讀者的需求，我們和新華書店商量，最后得到了新華書店的支持，又加了幾十套。”

很多讀者早上進來都會帶上幾個大餅，圖書館里還提供開水，直到晚上圖書館關門為止。 因為人太多了，窗臺上也站滿了人。 很多人連窗臺都坐不了，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坐在室外的陽臺上。 當時有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口號，那就是“把文革十年失去的時間補回來”。 這種蔚為壯觀的讀書景象，僅僅幾年后，“讀書無用論”就被叫停了。 這也印證了恩格斯的一句至理名言：“沒有什么巨大的歷史災難是不被歷史的進步所補償的”。 ”

著名生物學家特朗普·布萊克、學者饒毅回憶

高考招生辦法公布后，年輕人有了希望，全社會掀起了一股熱潮，社會風氣迅速好轉。 一時之間，情況從原來學生對學習不感興趣、老師怕流氓的情況，變成了大家都以學習為重、流氓學生幾乎消失、老師受到尊重的局面。

中國年輕人的學習熱情一下子被激發起來。 他們為高考而努力，這是他們人生的轉折點。

1977年上海高考的日期確定為12月11日至12日，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也是最倉促的一次，因為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高考直到1977年10月21日才在報紙上刊登，距離考試期只剩下一個多月了。

當時的高考七、七年級學生王向明回憶道：“只用了40天，就得到了高考定論的消息。 當時沒有審查材料。 當時中學教材一本叫《工程基礎》，一本叫《農業基礎》，而高考有兩種方式。

現在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提前知道消息有多重要了吧？

后來考入復旦大學的山東知青梁永安回憶

記得1977年9月的一個晚上，我一邊在廠辦公室抄東西，一邊聽國家廣播新聞。 那個時候沒有電視，只有廣播。 我記得廣播的第一個內容是關于恢復高考，這是從擴音器里傳出來的。 我獨自走出家門，站在二層工廠辦公室的臺階上。 那時我心里就覺得我的生活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我知道我必須參加高考，我可能考不上好學校，但我想我應該能考上，因為即使我高中畢業去了農村，我帶著兩大箱書，每天晚上都看。 ，并保持學習的習慣。

聽到這個消息后，我毫不猶豫地準備考試。

那年參加考試的1000多人中，只有28人被錄取，所以比例很低。 但我和弟弟都考上了大學，爸爸很高興。 他真的很高興。

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中，同年級學生的年齡可能存在很大差異。 有很多叫父子、師徒、母女的東西，這也給校園帶來了不一樣的文化。

一位曾經教過這個班大學生的老師曾回憶道

這個班的學生是我教過的最特別的班級，也是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班級。 那時我剛參加工作，但班里有很多比我大很多的學生。 這些學生都在社會上掙扎。 他們已經活了半輩子，作為精英中的精英考上了大學，所以他們都是好人，也都特別“壞”。 他們最喜歡做的就是在課堂上回答問題，或者提出一個棘手的問題。 當老師無法下臺時，許多女老師都被氣哭了。 但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懷念。 以后學生們再也不會這么大膽了。 以后學生會一直記筆記，老師說什么就是什么。 但那群“壞”學生卻沒有這樣做。 一來到課堂，他們就瞪大了眼睛，豎起了耳朵。 他們喜歡老師犯了錯誤，然后向老師指出。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也許老師和學生真的是平等的，有些美國大學的風格。

阿城老師在《80年代訪談錄》中也和查建英談過這一段。 他們說

1977年或1978年，我可以參加高考。 我認識了很多當時在大學當老師的人。 他們都說，一開始他們很討厭這些跳進去考試又回來的人。 他們太難教了！ 然而，這群人畢業離開了，開始感覺正常了。 高中畢業后，他們可以上大學。 不過，他們很想念這群人，說上課很無聊！ 因為插隊的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豐富的經驗。 別告訴我什么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 不，我還有很多事等著讓你難堪。 當老師可能會很無聊。 過了這一次，他們想，哦，再也沒有這樣的人了。

查建英：后來我成了“三課生”，就是上課記筆記的那種。 我知道這個情況是因為我趕上了“文革”后第一批恢復高考的學生。 我們是班里第三小的。 我在小學跳過了兩個年級，才得以在郊區加入一支球隊一年。 然而，我是班里年齡最小的，感到很自卑，因為我沒有故事可講，只能聽課。 這群回城的知青真是個個都有故事、有經歷，和老師討論什么都不怕。 那真是一段特別的時光。

阿城：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 七十六年后，一大批社會精英突然進入高校！

查建英：（笑）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非同尋常的現象。

阿城：（笑）其實我覺得這就是孔子和他的三千弟子的關系。 孔子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我覺得他的學生除了顏回以外都是社會油人。 顏輝高中畢業。

查建英：最老實老實的一個。

阿城：是的，最誠實的人。 因此，他學習最認真，記筆記最勤奮。 像子路這樣的人呢？ 子路只比孔子小幾歲！ 自貢在春秋末期已是國際大商人。 怎么教這群學生啊！ 所以你看《論語》，很多這樣的學生都為難老師。

查建英：我一直很喜歡問問題！ （笑）我想孔子有時會忍不住感嘆：真是一群多刺的人啊！ 還不如顏回呢！ 至少我還有這么乖的學生，剛剛說：“回去吧，回去——”怎么說呢？ 無論如何，只有顏回懂得仁的真諦。

阿城：（笑）是的。 孔子有弟子三千，圣人七十二人。 他們是一群社會油膩的人！ 他們以為會在這里閑逛一段時間，然后就離開去為貴族服務。 有這樣一個老師，他刁難他，問一些刁鉆的問題，經常說：哎，你對那個人說仁就是這樣，你現在怎么又說仁就是這樣，這是怎么回事？

查建英：是的，教室里氣氛很活躍。 這不僅僅是老大師們坐在一起聊天。 事實上，它有點像美國的研究生院。 大家圍坐在一起，與老師討論，甚至爭論。

當時校園的氣氛非常好。 人們到處討論國事、哲學、人生、未來。 大家都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每時每刻都想和大家討論自己的想法。

那一代的年輕人光是聽到、看到就受益匪淺。 這種平等、公開、自由的辯論是他們從未見過的。

現在他們是各行各業的領導者。 1977年、1978年兩年報名人數超過1200萬人，累計錄取人數超過60萬人。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錄取率最低的兩次。 所以，當時的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是中國十年人才積累的全面爆發。

啊！可惜沒趕上那個時代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