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978年參加高考，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生物化學專業。1981年底考入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讀研究生，1982年赴美留學。1986年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學位，后在麻省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成為杜克大學藥理和分子癌癥系助理教授，1998年成為終身教授，2003年成為正教授，2009 年成為講席教授。首先克隆了在癌癥發生和生物發育過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的TGF-βII型和III型受體，主要從事TGF-β信號轉導及該通路在癌癥中作用機制的研究，包括闡明特定的分子和分泌蛋白作為TGF-β信號轉導的中間載體而影響腫瘤微環境的分子機制。201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我的經歷和77級、78級的大學生相似，經歷了不少曲折。鄧小平同志決策恢復高考，影響了我們的一生，成為我們命運的轉折點。回憶40年前的高考，這使我想起了許多往事。其實，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意義。

小學沒畢業，奮起直追

我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出生，1961年進入我母親工作單位所屬的子弟學校上學。1967年“文革”鬧得很厲害，學校停課了，那時我正讀小學六年級，沒想到的是，之后我再沒有機會讀小學及中學了。

我從小愛看書。記得我母親給我買過一套六七十冊的歷史小叢書，那些知識到現在都讓我受益匪淺。那時我還對地理、國際時事有興趣，能背世界100多個國家的首都。

1969年，我母親的單位從烏魯木齊搬到河南南部山區，進行“三線建設”。新廠名為石油工業部第二石油機械廠（以下簡稱二機廠），建在南陽市鎮平縣遮山鎮的五岔溝，當時屬于柳泉鋪公社。我先在工廠當了臨時工，后來上面有規定，我們這些職工子弟不能直接進廠，要和南陽地區其他的三線廠對招，于是我便去了一家三線廠當學徒工。

沒想到三個月后，我母親所在單位來函，說有人檢舉我父親是“國民黨特務”，廠里說不能留我在工廠工作了，于是我母親只好來接我回家。后來經過一年多的來函去函查詢，河南省有關部門才下通知糾錯。

1972年6月，我轉為正式工人。這時二機廠基本建好，準備生產，買來了機床等設備。廠里派年輕的學徒工去位于寶雞市的石油部第一機械廠學習開機床，我也在其中。我年齡最小，一起去的工人有不少“老三屆”學生。

我沒學過中學數學，一開始學習開機床就遇到了困難。我決定從頭開始學數學，從一位叫曹小林的朋友那里借來了小學六年級以及初中的數學課本自學。在寶雞的一年，我自學完了初中數學，同時還看了很多機械方面的書，有問題就向工程師、技術員請教。我當時的想法是要做一名好工人，爭取當一個技術革新能手。

回到二機廠后不久，全廠工人大考核。考試內容包括兩項，一是筆試，二是實際操作。結果，我是我們車間唯一得雙百分的。大家都很吃驚，五六百人的車間有不少高中生，怎么我這個連小學都沒畢業的人竟比高中生還強。之后，廠里從幾千名工人中選出10人發給產品免檢證，我們車間就選上我一人。雖然政治上我沒有優勢，但由于工作努力，領導們都對我很認可，我每年都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在工廠我還有一個改變，我原本是一個很害羞的人，尤其是當眾發言，這是我的短板。于是我一有機會就慢慢改變自己，比如我的普通話比較標準，廠廣播站邀請我去讀一些稿子，開始是硬著頭皮對著擴音器說話，后來還和女廣播員配合一問一答學習中央文件。我是磨工班的班長，那時的誓師大會特別多，每次都要發言。我也主動參與做一些事，后來被選為車間工會主席。這些改變對我之后的工作、生活都非常有益。

在工廠的日子也是快樂的。車間里的同事都叫我“百事通”，有什么問題就問我，因為我的答案基本是對的。

現在回想起來，這段經歷對我來說是一個鍛煉一建好不好考，在烏魯木齊時，我父母工資比較高，生活無憂。從15歲到23歲，有了不同的經歷，對我個人的成長以及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一個人身處逆境，不能什么都不做，不能垮下來。

自學數理化，兩度沖刺

1977年夏天，母親從北京出差回來，我到南陽車站去接她。一見到我，她就對我說，要高考了。

我很興奮，我的機會終于來了，之前因出身問題一直沒被推薦上大學。雖然高興，但也知道，自己除了自學過初中數學，物理、化學都沒有學過，都需要從頭學起。

我當時還擔著班長、車間工會主席等職，所以只能擠時間學習。因此，每天上下班，從車間到家里要往返四趟，走路15分鐘，我就邊走路邊看化學，從初中到高中的知識都是這樣學出來的，晚上再做做題。物理也沒學過，不過我很快就學進去了，覺得很有意思。

畢竟時間不太充裕，三四個月的時間要把初中、高中數理化的課程都吃透不容易。

記得1977年12月高考的那天特別冷，我們在鎮平縣一中考試，考后，感覺很多題做得不太順利。高考成績發榜時，我們廠包括我在內只有兩個人過了分數線。但這分數上不了重點大學，我決定重考，因為當時已公布半年后會有第二次高考，而我有信心下次能考得更好。

之后半年，我更加刻苦了。當時我們家的房子特別小，我母親請人幫忙在房子邊上加蓋了一間小屋子，就我一個人住，一張床，一張桌子，晚上我可以安靜地看書，但屋子的墻比較薄，冬天非常冷。屋子旁邊是去廠里洗澡堂的必經路，從早到晚都人來人往。多少年后還有人記得，這個屋子的燈到后半夜都是亮著的。

和1977年各省出題不一樣，1978年高考是全國統考，且規定報考重點大學的要考英語。我補了數、理、化，但英語一點也沒學過，只能硬著頭皮考。考場仍在鎮平縣一中。考英語時，我看明白了是做選擇題，就每道題都劃了個A，結果得了9分。

沒多久，成績就出來了，我的總分是365分，考得最好的是化學，88分，第二是政治，82分，數學和物理都是70多分。但語文分數和我估計相差很大，就要求查分。當時全廠只有我一個人過了重點大學分數線，廠里很重視，找了南陽市教育局，查后發現我的語文果然少記了20分。糾錯成績恢復后，我這次高考總分是385分，高出錄取分數線40多分，覺得上重點大學問題不大。

報志愿時我母親恰巧去新疆探親，高考志愿是我自己報的。我在工廠里當了8年工人，當時許多人熱心出主意，讓我報考南京工學院或者北京工業學院，而我一個在三線廠工作的朋友也報了北京工業學院。但我清楚自己一直對生命現象感興趣，多年來訂的雜志也是與之相關的，還和廠里的醫生很熟悉，經常問他們一些醫學問題。我想還是要跟著自己興趣走，最后決定填報武漢大學生物系生化專業。

當時我們五千多工人的工廠加上職工子女，就我一人考上了重點大學。

大學爭朝夕一建好不好考，揚長補短

走出武昌火車站后，我們在武漢大學的接待牌下集中，大家都挺興奮，互相交流后得知有8個人是生物系同學。等接車的時間比較長，到學校時，天都黑了。

武漢大學是依山而建的，我們住的是老齋舍，旁邊是櫻花大道，有很多臺階。我們爬了大坡，又上臺階，到宿舍后個個都氣喘吁吁。

第一天在學校的情形我記得特別清楚。先到學校食堂買飯，食堂工作人員給了三勺，一勺米飯，一勺是紅菜苔——此前沒吃過，還有一個炒肉的菜。飯后，來自天南海北的宿舍同學聊天聊到很晚。那天我沒有支蚊帳，結果那一夜我領教了武漢蚊子的厲害。

由于我經歷豐富，一到學校就被任命為學生干部，負責整個78級工作。兩年后成為校學生會第一副主席。這些學生工作對我來說都是鍛煉，讓我能夠學會同時做很多事，做事效率更高。

大學生活很讓人留戀，也有許多好玩的事。記得開學沒多久的一次英語課，有一位叫陳建柱的同學（現在美國麻省理工當教授），是湖北黃梅人，他把5月的英文讀念成“me”，當時大家都愣了，過了一陣才反應過來，全班同學哄堂大笑。原來黃梅人說黃梅時是“黃me”，他讀英文時帶了地方口音。還有，我的體育向來不好，考跳高時我怎么也跳不過，后來4個同學把我扔過去，算過了。

對于學習，總體上我感覺比較輕松，我習慣先瀏覽一下課的內容，上課時就會有更多思考，不拘泥于老師所講的。武漢大學的許多教授都很好，如教《普通生物學》的熊老師，讓我們對各種生物現象很感興趣。我在聽課的過程中感覺應該讀一些進化論方面的書，就在業余時間讀了《物種起源》，那時沒有開這門課。

我們都喜歡到圖書館看書。我有一個習慣，看完一個章節就要活動一下。我的夫人董欣年是我同系同學，她后來對我說，那時和你不熟，覺得你很奇怪，在圖書館坐個20分鐘就要出去溜一圈。

值得一提的是英語。剛進大學時，我們英文總體都不夠好，英語高考成績全班只有8人及格，最高的80多分，程度相差比較大。英語課老師是年輕的戴定芳老師，第一次英語課是考查，要根據大家程度不同分為快班和慢班。她讀了一段課文讓大家寫，我一句也聽不懂。后來問了同宿舍的黃永強，他是華僑，高考英語考了70多分，才知道戴老師讀的是什么。不用說，我被分在了慢班。我當時想，英語是重要的，要努力學好，就給自己定規矩，每天早上6點起來背英文單詞，假期就讀英文原著。兩年后，我的英語和班上最好的同學差不多了。沒想到，一年半后，留學考試還用上了。

之所以要談談英語學習這件事，我是想說，人的一生中很難預料大的環境變化，將來會需要什么，在意識到自己哪些方面是短板后，有機會能補上就補上。當然更重要的是，要發現自己的長項是什么，最終是揚長，將長項發揮到極致。

三年修滿分，決戰

我在大學里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是趕上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吳瑞先生創建的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考試，該項目比李政道先生創建的物理項目晚一年。

我能參加這次考試得益于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倡導的學分制改革。當時，我除了修滿每學年規定的課程之外，還會多修一兩門77級的課，到1981年夏天，我已學滿學校規定的140個學分。

那時77級同學在報考研究生，有同學建議我也去報考。我就去找分管教學的副校長童懋玲，問她學分制有沒有可能體現出來其優越性，例如允許修滿學分的同學報考研究生？她說我這個問題提得好，她將在幾天后的校務會上提出來討論。過了幾天，學校出了通知，允許修滿學分的同學報考研究生，全校78級共有6人修滿了學分，最后批準4人參加考試。

當時，我已沒多少準備時間，只能靠平時的基礎。我報考了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以下簡稱遺傳所）分子生物學專業，要考六門，除了英語、政治，還有普通生物學、生物化學、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專業。

從考場出來，路上遇到教生化課的朱汝藩教授，她問我考得怎么樣，我說還可以。她說，“你是我今天碰到的第一個說還可以的人。其他人都說考砸了”。

有意思的是，政治我沒特意復習，但考了92分，估計這和我平時做學生會工作有關。英語也不錯，考了86分。后來到北京才知道，我在北京地區2萬多名考生中以平均科目89.5的分數考了第一名。

的報考對象是已考上研究生的學生，英文80分以上，專業成績好。遺傳所便推薦了我。

記得考試考了兩天，和國內考試不一樣，一是考題量非常大，有34頁紙，目的是拉開距離，二是考題多是分析型的，非記憶題。有一道35分的題非常難，被我做出來了。后來有人告訴我，那道題只有我一個人做出來了。我考了第一，可能也和做出這道題有關。

筆試過后是面試，有60多人參加，是哈佛大學一對教授夫婦面試的。我一點也不會口語，為此還專門練習了兩天。好在他們只問了一些日常用語。沒有意外，我通過了，被推薦到美國留學。

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是有心人，不同的階段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比如，我在工廠養成了自學的習慣，改變了我害羞的毛病；學會了很多社會運轉的方式、過程；學習了如何處理人際關系，讓我在大學時能做好學生會工作。英語學習也說明這點，如果一開始我不把英文學好，誰能想到幾年后會有出國的機會，這都是改變人生的機會。

我常對年輕人說，要珍惜人生的每個階段，尤其是大學和研究生階段，不要只是關心你的朋友買了什么，去哪兒旅游了，要好好珍惜機會，時間是自己的。

（中國科學報記者溫新紅采訪整理）

王小凡（中）與博士生

王小凡研究生考試的證書

1981年大學同學合影（王小凡在后排最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