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風投城市” ，心懷“保守基因”。

“那真不能叫賭，合肥也不是賭城。”在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合肥建投”）的辦公室里，集團黨委書記李宏卓加重語氣強調了這一句。他身后的書架上，放著一輛白色蔚來ES8汽車模型，這是蔚來董事長、CEO李斌贈送的紀念品。

2020年，李宏卓和他的團隊全程參與了合肥市國資戰略投資蔚來汽車的項目。一開始，這個項目備受爭議，因為就在一年前，蔚來還因為現金流短缺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直到2020年4月29日，蔚來與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國投招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等戰略投資者簽署關于投資蔚來中國的最終協議時，蔚來的股價也不過3.61美元。不過，兩個月后，蔚來汽車股價絕地反彈，走出了一條令人驚訝的上升曲線。2020年一年間，蔚來汽車股價漲幅為1210%，至今已超過60美元。

合肥建投是合肥三大國資運營平臺之一，是經合肥市政府批準、市國資委授權經營的國有獨資公司。單從投資收益率來看，合肥國資的這一操作已經跑贏了眾多機構投資者。今年1月17日，漢德工業促進資本主席蔡洪平在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論壇上稱，當前電動智能汽車公司在二級市場的表現，讓很多業內人士直呼看不懂。“100年來投行的投資理念在今天被顛覆。”他舉例說，有機構投資者于2015年投資蔚來汽車，一度躍居蔚來汽車第三大股東，但該機構在2019年末清空了蔚來股權，錯失二級市場行情。

這并不是合肥第一次“神操作”。去年6月，私募大佬但斌在微博轉了一條段子：中國最牛的風險投資機構其實是合肥市政府，2007年，合肥拿出全市1/3的財政收入“賭”面板，投了京東方，最后賺了100多億元；2011年，合肥又拿出100多億元“賭”半導體，投了長鑫/兆易創新，贏了，上市估計浮贏超過1000億元；2019年，又拿出100億元“賭”新能源，投蔚來，結果大眾汽車新能源板塊落地合肥。

這讓合肥在網絡上刷了把存在感——“最牛風投城市”，甚至“合肥賭城”之說，引發廣泛關注。

十幾年前，雖然是省會城市，但合肥總體而言，是一個不起眼的二線城市。2005年，合肥的GDP還不到1000億元，最為外人所知的名片可能只是中國科技大學的所在地。但現在，因為一連踩準了幾個新興產業賽道，合肥被當成政府主導產業發展經濟的典型。1月20日，在合肥市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閉幕式上，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宣布合肥成功實現“半年負轉正、全年過萬億（元）”的奮斗目標。這意味著，合肥2020年GDP總量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

有人認為合肥“運氣好”，但這并不能解釋合肥為什么可以一次又一次笑傲江湖。有人說合肥“膽子大”，但也有人反駁，合肥人骨子里很保守。如果不叫“賭城”，應該用什么詞來形容合肥？背后是否有可供地方政府借鑒的發展經驗？

記者在合肥尋找答案。

合肥夜景。合肥市委宣傳部 供圖

就剩最后一個不投的風險

“2020年初，我接到邀請考察蔚來項目，當時我確實對新能源汽車領域了解不深。”這是李宏卓在談到蔚來項目時的開場白。在隨后的采訪中，記者注意到，在解釋投資原因時，他時不時會蹦出幾個關于新能源汽車的專業術語，看得出，這段經歷讓他學到了很多。

李宏卓說，為了研判究竟要不要戰略投資蔚來項目，合肥建投會同外部合伙投資者“四線并進”。第一條線，由一個10人團隊，分成兩組，拆解蔚來的研發供應鏈，并與特斯拉整車研發供應鏈一一對應，分析蔚來是否擁有核心競爭力。研究分析得出：第一，蔚來的研發有優勢；第二，供應鏈有缺陷，但風險可控；第三，市場定位與特斯拉有錯位；第四，品牌價值非常大。

當這一條線在研究企業研發經營狀態的時候，另一條線也在齊頭并進研究國家相關政策。2020年4月23日，財政部等四部委發布《關于調整完善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的通知》，明確新能源乘用車補貼前售價在30萬元以上（含30萬元）的車型不再享受政策優惠，但“換電模式”車輛不受此規定影響。而蔚來汽車正屬于“換電模式”車輛。“這說明國家支持‘換電模式’的技術路線。”李宏卓分析，這則《通知》堅定了他們的投資信心。

與此同時，團隊借助外腦的力量理清思路，組織行業內知名專家對蔚來的技術、團隊、供應鏈進行分析，并聘請專業的會所、律所進行全面盡調。此外，還有一條線負責商業談判。

如此“四線并進”，讓蔚來汽車的項目從接觸到落地，只用了兩個多月時間。

說到這里時，李宏卓翻出了一本黑色筆記本，上面是他手寫的4月26日合肥市召開蔚來汽車專題決策會議的紀要。當天，在聽完相關部門的匯報后，大家討論了各種風險點，甚至推演了極端情況：如果這一強心針打下去，蔚來還是爬不起來，應該如何應對？有人總結了蔚來汽車項目包括投資安全、持續投入、生產經營、管控技術、回購上市、國家政策和中概股風波等七大風險點，并分析了每一個風險點的應對方法。

“如果這七個風險都不是風險，那么就剩最后一個——不投的風險。”李宏卓記錄了會議中這一句話。如果不投，除了汽車廠商面臨生存風險外，合肥市也將面臨一個錯過引進高端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大好時機，同時，也有可能面臨營商環境遭受負面評價的風險。分析利弊之后，會議作出判斷：投！

“真的不能叫賭，對不對？”李宏卓的話鋒又轉回“合肥賭城”的說法，他認為這一系列操作是“比較科學的研判”，把實際風險降到了最低。

過去幾個月，蔚來在合肥進展順利，公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2020年蔚來共交付43728臺新車，同比增長112.6%，其中自去年4月以來連續9個月實現同比翻番。蔚來正在與合肥建投下屬合肥充電公司合作，推廣建設換電設施，集中新增充換電設施，已初步選定首批20座換電站地點，一些已投入運營。

回看這段經歷，整個決策過程可以用“快準狠”來形容——過程歷時兩個月，進度按天計算：4月23日，國家部委發布新能源汽車補貼新政；4月26日，合肥市召開了決策會；4月29日，雙方簽署了戰略投資協議……

“快準狠”不是個例。2016年正式官宣的合肥長鑫DRAM型存儲芯片項目也是如此。參與此項目的合肥市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合肥產投”），也是合肥三大國資運營平臺之一，集團董事長雍鳳山回憶說，2016年5月6日決定上這個項目，7月1日打第一樁。“合肥市一旦決定干的事情，決策行動都是非常高效，所有的時間節點都是倒排。”雍鳳山說。

在采訪中，雍鳳山提到了一個細節。為了招募第一批員工，項目在打樁的同時開始招人，迅速招到了500多名擁有成熟經驗的人才。“要是晚幾個月就招不到了，這個項目也就很難做成了。”雍鳳山解釋，在DRAM型存儲芯片領域，人才非常稀缺，必須爭分奪秒。

江淮蔚來合肥先進制造基地。合肥市委宣傳部 供圖

緊迫感讓合肥人奮力一搏

與蔚來汽車的大起大落不同，合肥長鑫DRAM型存儲芯片項目要走的路，更考驗投資者的定性。

DRAM作為最常見的內存芯片，廣泛應用于高性能計算、工業設備、消費電子等電子產品之中。我國雖然是該類芯片最大的應用市場，但此前沒有出現實現量產的國產化項目。長鑫存儲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朱一明預測，合肥長鑫集成電路制造基地全部建成后，可形成產值規模超2000億元，集聚上下游龍頭企業超200家，吸引各類人才超20萬人。

前景光明，但投資大、回報周期長的風險點顯而易見。項目總投資約1500億元，合肥產投出資3/4，兆易創新出資1/4，這也是安徽單體投資最大的工業項目。

“當時我們去國家委辦局報項目時，大家都不看好馬紅一建，認為合肥做不了。”雍鳳山坦言，有人告誡他們，國內其他城市也曾經考慮要上這個項目，但論證后覺得風險太大，不敢上。“既然別人都不敢上，我們就有了彎道超車的機會。”雍鳳山說：“我們有這方面的經驗馬紅一建，要上別人不敢上的項目。”

雍鳳山所說的經驗，指的是京東方6代線項目，在很多人眼中，這是合肥開始“豪賭”的肇始——

當時國內多個城市都把橄欖枝伸向京東方，開出的條件都勝過合肥，為了讓項目落戶，合肥拿出了最大的誠意，承諾以財政兜底為項目籌集資金90億元，相當于合肥2008年近1/3的財政收入。

李宏卓說，該項目總投資175億元，項目資本金90億元。原計劃項目資本金中的60億元由合肥市政府指定平臺投入，30億元由京東方通過資本市場募集，不足部分由合肥市兜底；其余85億元通過銀行貸款解決。在后期實際操作過程中，合肥建投向20余家保險、基金、投行及資管公司推介合肥京東方項目，經過多方努力，在僅出資30億元的情況下，成功募集社會資金60億元，完成項目定向增發。同時協調落實85億元項目貸款，全部解決175億元建設資金籌集，成功破解了項目的巨額投資難題，并由此開創了政府引導資金推動產業發展的新模式。

從京東方項目開始，合肥國資的這一系列投融資模式被總結為“合肥模式”：以尊重市場規律為前提，把投資引領培育產業放在第一位，找準市場需求、遵循產業邏輯，巧用資本市場以小博大，并能實現“籌資—投入—管理—退出”全過程把控。

此后，京東方8.5代液晶面板生產線、全球最高世代線的10.5代線也先后在合肥建成投產。同時，一大批顯示領域的企業接踵而至。但當時京東方項目的爭議很大，項目落地后，依然連年虧損，合肥頂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和多方面的阻力。

“干不好我就下臺，干上去了就是為人民謀福利。”在一次合肥內部的講座中，曾有參與京東方項目的干部說，自己當時心里就是這么想的。為什么合肥干部有如此背水一戰的決心？記者找到了蛛絲馬跡——2006年2月的一次市委中心組理論學習會主題報告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與先進地區相比，目前合肥不僅存在著經濟總量小、綜合實力弱等顯性差距，而且在理念、機制、能力、環境等方面還存在著隱形差距，合肥在激烈的區域競爭中面臨的壓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峻。我們與沿海發達城市已經不是在一個發展層次上……

今天讀到這段文字，仍然能強烈地感受到焦慮。合肥長期處于經濟洼地，作為省會，城市首位度不高。在很多“老合肥”記憶中，腳踏車半小時就可以從城東穿到城西。在城市發展升級的過程中，合肥并不占有先機，也許正是這種緊迫感讓合肥人拼命抓住機會，奮力一搏。

江淮蔚來汽車工廠的生產車間。合肥市委宣傳部 供圖

靠產業來拉動城市發展

“從某種程度上講，合肥投這些項目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保守。”中國聲谷運營單位副總裁馬紅一句話出乎意料，但解釋又合情合理——“我們合肥不太擅長搞什么模式，也不喜歡燒錢，我們喜歡有生產設備、有廠房的，能看得見、摸得到的。”馬紅說，出于這種“保守基因”，合肥在十多年前聚焦先進制造業，現在則重點關注戰略性新興產業，“只要企業擁有硬科技，想在合肥拿到國資背景的投資并不難。”

合肥這些年的“豪賭”，背后選擇邏輯有跡可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合肥發展出了白色家電產業，成為僅次于青島、順德的家電城市。因為白色家電需要顯示屏，但當時顯示屏多是進口，所以合肥認準了能夠實現技術自主替代的京東方。進入移動通信時代后，手機、電腦等帶來的屏幕市場廣闊，合肥開始布局相關產業，解決了“面子”，合肥還要解決“里子”，于是布局驅動芯片和集成電路。合肥不斷發現問題、尋求解決，由此進行產業鏈的強化、補充、鞏固和延伸。

看似水到渠成，但在操作過程中，又需要看準方向、堅持到底。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蔚來汽車項目的推進中，正遇上合肥的相關領導調整，但前后兩任領導的思路并沒有出現太大搖擺，這也是項目能夠順利落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靠產業來拉動城市發展，在合肥這個共識已經深入人心了。”馬紅認為，長期以來，合肥的產業發展已經形成了良性循環，這也使得合肥的官員作風延續了務實的工作思路，更容易一以貫之推進好項目落地。

在合肥采訪時，記者也問過一些人如何面對投資失敗。“失敗就是失敗，只要其他項目能成功彌補損失就行了。”合肥產投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李中亞說，在具體操作中，合肥制定了“盡職免責”的條款，消除了干部群眾的后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