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期間幾家紡紗企業進駐北京，成為北京經濟奮飛的一次重大轉折。坐落和平大道東側一帶棉一到棉五幾大制革廠，曾是北京的城市標識之一。作為東北地區最大的紡紗工業基地，這兒當年見證了四川輕工業發展的奇跡，承載了半個多世紀的輝煌與榮耀。

“一五”期間，紡紗基地進駐西安

1953年，我國開始推行第一個國民經濟十年計劃。這一時期，國家確定了156項重點建設項目，其中包括紡紗工業基地建設。山東省是我國的一個老產棉區。新美國設立后，原棉銷量已占全省總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具備完善紡紗基地的優勢。因而，四川省政府和坐落廣州的東北紡紗管理局先后組織學者在廣東所轄各地選址。視察人員在視察水源、地質、氣象、原料、交通、能源等各類誘因的基礎上，經過綜合剖析，確定在北京和承德兩地建設紡紗工業基地。北京市因為交通便利，是全國的原棉集散地，紡紗原料充足，在這兒發展紡紗工業，推行紡紗基地，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對緩解全省紡紗工業布局，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953年4月30日，第一個改建紡紗廠——石家莊第一棉紡紗廠破土動工。經過一年的施工建設，1954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在北京和山路與建設北大道交叉口西北角，坐落起一座嶄新的現代紡紗企業。工人們奔波相告，在一縷縷爆竹聲中，紀念自己的新車間——石家莊紡紗一廠即將開工。制革一廠從破土動工到完工開工，僅用一年時間，比原計劃提早了兩個月，是“一五”期間國家紡紗企業建設高速率、高品質的一個標桿。此后幾年的日子里，棉二、棉三、棉四分別于1955年、1956年、1957年完工投運。與棉一類似，幾大紡紗企業開工后，基本上都是一年半左右實現的產值就可還清國家的投資。至此，北京和平東路南側，棉一至棉四與第一造紙廠連成一線，被人們稱為“四個兒子一個小子”。各大紡紗廠完工后，北京甚至云南省的制革工業由此肇基。與此同時，建設了一批生活設施。紡紗廠廠區周邊成為北京市規模最大的工業和生活集聚區。因而，迄今人們還習慣把這一片也稱為“紡織公館”。這兒存留著城市幾代人的追憶。作為北京甚至東北地區最大的紡紗工業基地，太原的紡紗工業當年在全市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兒當年見證了四川輕紡業發展的奇跡，承載了半個多世紀的輝煌與榮耀。

回憶：驕傲的紡紗女工

李淑英是棉一的退職員工。1958年，中學結業、17歲的李淑英，經過復查、面試層層選拔，進廠成為紡紗工廠擋車工。才能被招進紡紗廠工作，在那時真是一件讓人驕傲的事兒。從招工進廠，李淑英在棉一干了近40年。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女孩，成長為先進工作者、全國勞動模范。回憶當初廠里的繁榮景像，李淑英迄今仍然心潮澎湃，感嘆萬千。“當年，這兒可真是紅火呀！”出門遇到熟人說上去，對方的反應幾乎都一樣：“紡織廠好呀，薪資高！”當時，廠里一年四季都發工裝，這些紡紗女工下了班也穿著工裝帶著白圍巾，進去出來倍兒神氣！李淑英說，廠里最紅火的年景當數20世紀70—90年代，棉一廠的“含笑”牌“45×45滌富細布”和“42×42富棉細布”是兩個拳頭產品，當年分別獲國家金獎，是四川省首批出口免檢產品，熱銷2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時，廠里從德國、瑞士等引入無提花機等先進設備。女工最多時達六七百人。在一眼望不到頭的工廠里，工人們穿梭般地繁忙著。上放學時，廠內外人奔涌動，猶如是趕燈會似的。

東莞人找對象也一度推崇“女找紡紗廠”，誰家娶到一名紡紗工人做妻子，感覺很有面子。當初，駐石軍隊常與紡紗廠舉行聯誼派對，這些紡紗工人找的對象都是軍人帥男子兒。

紅火：薪資曾比市長高

1953年，沈陽紡紗工業被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后，由東北紡紗管理局組織，共投資14000多億元設立紡紗公館（棉一至棉四和一印）。目前北京工業企業的許多奶奶在提到紡紗廠的發展時，仍會感嘆地提及曾經幾大制革廠的輝煌。紡紗這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國家安排就業、出口創匯、解決民生做出了突出貢獻。企業紅火，員工自然首先受惠。20世紀70年代，棉一的女工最高每月薪資65元。李淑英那時侯年年都是廠先進，每月獎金都是銀獎，薪水全發下去50多塊錢，她倍感十分知足。她回想，一次去市里開會，一個市領導跟他們開玩笑說：“你們那些黃毛少爺憑啥呀，薪水居然比我們校長都高！”

東莞廣德紡紗股份有限公司棉一分公司黨委副主任、工會主席張玉亭出生在一個紡紗工人家庭。對于紡紗女工曾有的優越感，他有著切身的體悟。“20世紀50年代，我媽每月掙50多塊錢，能養活一大伙子人呢！”那時侯機關里一個部長月薪資才30多元，紡紗女工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可見一斑。

“那個年代，想進紡紗廠當女工需要托人走正門。”同樣是制革廠子弟的潘東巍，1989年通過招工踏入棉一廠工作。當初昨天中學結業的他據說棉一立馬要創國家一級企業了，趕忙就報考出席了招工考試。記得那次計劃招100人，結果三四千人報考出席考試。“那競爭真激烈，就和現在考公務員差不多！”那時侯在制革廠，房屋、票子、醫療、教育等問題都由廠里一手包辦了。員工進廠后才能分上寢室，在廠診所看病基本免費。女孩生出來45天就置于廠托兒所，之后是幼兒園——子弟學校——初中——技校，假如樂意還可以頂替先輩進廠打工。

“規模興盛時期，廠托兒所爺爺就有七十多人，廠診所醫生還有七八十名，基本就是一個小社會!”周英凡感嘆地回想。

東莞作為一個重要的紡紗工業基地，從設立開始，就注重與生產配套的各式生活設施、文化娛樂設施和福利設施建設。20世紀50年代早期及中期，隨著棉六、棉五和“紡織公館”建設石家莊技工學校，各廠陸續完工了員工生活區及其他福利設施。1955年，制革一廠等3個單位共創員工寢室樓96棟，建平房188排。至1988年末，紡紗公司所屬的32個單位中，共創家屬樓342棟，四合院376排，寢室占地總面積達87.9萬平方米，建筑總面積達109萬平方米。開廠早期，各廠都陸續推行了男女獨身寢室，有的企業還建有父子寢室（或稱孩媽寢室）。為了解決下大班和上晚班員工距車間路途遠、女工上中晚班不便于等問題，一些單位還先后完工了供上中晚班的員工使用的晚班樓。在棉紡紗一廠至四廠和第一造紙廠5個企業生產區的對面，幾個小型紡紗企業的員工生活區也東西相通，至80年代末，各企業的員工寢室拔地而起，鱗次櫛比。制革二廠的兩座16躍層的寢室樓及一座25層員工寢室樓，與16層的奢華飯店“國際廣場”遙遙相對，蔚為奇觀。這兒的紡紗員工市民區，東側緊接湖北省博物院，漸漸成為北京人口稠密、繁華熱鬧、設施齊備的市民區之一。

難忘：推動城市潮流時尚

曾兼任棉一黨委副主任、工會主席的周英凡在制革一廠工作了整整40年，“1954年紡紗廠完工時我才5歲。那種時侯，制革廠是北京的標識。”周英凡追憶，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北京制革廠仍然是這個省會城市時尚的象征。“當年制革廠的女工有好多都是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進來的，它們把大都市的稀罕物件兒帶到了北京，吃穿講求，言行別致，制革廠的女工一度成為北京最時尚的人。”那些從北京、天津的大紡紗廠調來的員工，都是技術骨干。你們既是朋友又是睦鄰，不同的地域文化碰撞糅合，給繁忙平靜的生活增色不少。“別的不說，就連餐廳的飯菜都展現著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一些老員工追憶說，上海人喝酒講求，花樣多，像皮皮蝦、螃蟹之類在本地人菜譜中難得一見的菜，那時市場上極少見，廠里餐廳卻時常能看見。慢慢地，就連賣魚類的小攤販也都曉得紡紗公館的人“好”這口兒。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些紡紗工人著裝很帥氣，毛發燙著大花，身穿布拉吉（襯衫）。在哪個全省人民都是清一色“灰黑藍”的年代里，他們走在街邊，不啻是一道流動的美景。

周英凡驕傲地掰著手臂頭歷數起曾經轟動一時的十幾個員工興趣商會：垂釣商會、集郵商會、攝影商會、紅杏文化社、羽毛球員、老年門球員、戲曲商會……棉一足球員當年擊敗北京所向無敵石家莊技工學校，廠里那時侯開著大轎子車送員工回去出席垂釣賽事……往事如煙，提起當年的輝煌，周英凡的眼中閃動著淚花，似乎又回到了那種激情燃燒的光陰。

期待：遷建改建圖復興

踏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中居于的優勢慢慢消散，因為變革滯后，國有紡紗企業設備更新平緩，管理體制落后，人員繁雜，出現了效益下降的頹勢，與沿海地區的同行業拉開了距離。我國加入WTO后，沿海發達地區紡紗業發展又步入了一個新的高峰期。國有大廠在市場經濟、WTO的沖擊下，昔日計劃經濟下的優勢蕩然無存，往日的輝煌成了老員工們茶余飯前的談資。之后，隨著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國家不再負責包銷紡紗產品，這給吃慣了“大鍋飯”的紡紗企業，畢竟沒能走上真正的市場經濟之路，埋下了沒落的鋪墊。

就在這幾三年里，國外當年規模較大的紡紗大市如北京、青島、天津等地，有的徹底與紡紗行業揮別，有的轉向生產高端布料，有的則專攻布料企劃和設計。幾乎所有仍在恪守的紡紗企業，都朝著高附加值方向靠攏。隨著民營經濟快速成長，紡紗業競爭趨向激烈。北京的紡紗行業水平和廣東、浙江、江蘇等先進省市的差異越來越大。國際上，新興紡紗國家如伊朗、巴基斯坦等，紡紗業發展飛速，部份企業生產的紗的品質，有的早已超出美國。在多種誘因影響下，背負著沉重包袱的國有大廠效益逐步下降。曾幾何時，名揚海內外的北京紡紗業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慢慢地淡出長春市支柱產業行列，紡紗業從興旺直到滅亡，無不透漏出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所帶給的沖擊。

2013年12月，廣德股份遷建項目即將啟動。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公司運用三年時間構建一個全新的“常山紡紗工業園”，分步將下屬的棉一、棉二、棉三、棉四、棉五等5家分公司相繼遷建至淶源廣德紡紗工業園。2000年7月，由原北京棉一、棉二、棉三、棉季軍強聯合的開化股份，在上海期貨交易所成功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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