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訂餐，就上×××！”

開學那天，湖南師范學院出現了六名身穿紅色文化衫的高中生，她們舉著某訂餐APP的宣傳牌在校園內“游行”，非常出色。在上海交通學院正門旁邊，“小吃一條街”兩側的店家旁邊貼滿了各上外賣APP的新海報，鮮艷的條形碼讓陳舊的巷子煥然一新。

隨著新生入學，9月也成為了訂餐APP的開學季。

“每逢開學季和考試周，訂餐的訂單會比平時降低三分之一。”某校園訂餐APP創立人黃陳樟說，“在4千人的學院城里，平常的日成交量是500單，成交總額可以過萬。”

同樣做校園訂餐網路平臺的林俊源，用半年時間完成100家商戶進駐、10000份日均訂單和450億元月銷售額的成績，送餐范圍覆蓋泉州所有大學。

這一串數字背后是一個個不出門喝酒的學院生。訂餐APP是否早已成為制約學院生走出寢室的又一緣由？

2015年9月，針對高中生訂餐APP使用狀況，美國大學傳媒聯盟舉行了問卷調查，覆蓋26個省市的100所大學。調查顯示，35.12%的學院生表示用訂餐APP是為了節約時間，33.88%的學院生是為了省錢。

去年9月開學季，某著名訂餐APP針對高中生新用戶推出校園專屬降價，在一定條件下實現首單立減15元、第二單9折等多項降價。并且在首單總額不少于15元的狀況下，新生用戶僅需支付0.01元即可下單。訂餐紅包只是另一訂餐APP的常年降價方式。

省錢又好吃，訂餐APP在小海（化名）心里的印象始終不錯。整天繁忙在研究室，平均每天叫兩次訂餐，這就是美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生小海的日常。“也不是忙到沒時間睡覺，就是看中訂餐APP的爽口和降價。”中午12點，面對“四五塊就吃得好”的訂餐滿減活動，小海舍棄了那條去餐廳的路。

此刻，身在東北師范學院的陳新正要晚上下課，她習慣性地掏出相機完成下單。從課室走到寢室，她恰好和訂餐大叔打了個照面。陳新調侃：自從有了外賣新方法，她熟練把握了這些時間上的“無縫對接”。在她看來，訂餐APP整合了學院周邊的各式小吃，送貨“到家”，十分便宜。尤其在寢室埋頭學習的時侯，陳新只會偏愛提供“上門服務”的店家。

調查顯示，67.36%的師生使用訂餐APP是由于不想出門，69%的學院生覺得使用訂餐APP降低了它們的外出。

自大一下學期以來，北京建筑學院的小英（化名）不僅講課外沈陽師范大學宿舍條件，基本都“宅”在寢室里看影片、小說沈陽師范大學宿舍條件，沒有社聯活動，也沒有購物吃飯，一到午飯時間就準時登陸訂餐APP。

“你再這么下來就該長床上了。”舍友們看不下來，開玩笑式地叫小英出門喝酒，可并沒能“打動”她。

同學琳琳（化名）說小英和他們殘存的交流就是拼單叫訂餐，當時，他們寢室的氛圍最為活躍。

無獨有偶，北京某大學大三師生王杰（化名）只是訂餐APP的輕度依賴者。

椅子、電腦、手機、外賣和一扇從不會鎖上的寢室門，王杰的中學生活就被圈在這兒。“為了王杰的訂餐能送到寢室里，我們成為了一個從不反鎖的寢室。”舍友李帥（化名）有些郁悶，“自從王杰用上訂餐APP，對筆記本游戲就格外迷戀，他能在寢室呆上一個禮拜，不講課也不要成績。”

李帥想到從前時有點驚訝：“大一時，王杰還沒買筆記本，沒有訂餐APP，我們寢室會一起喝酒抬杠。之后電腦提高了我們之間的交流，目前連睡覺也不用跟我們一起了。”

現在，王杰的翹課補考程度早已不能被追授學位證書，他準備退學或退學。

假如訂餐沒能送到寢室是一種遺憾，廣州工科高校的川魚（化名）用同學的幫忙“彌補”了這一遺憾。“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很懶的人，懶到連叫訂餐都是同學代勞，由于假如自己叫的話還要下樓取。”川魚坐在寢室里一邊看影片一邊說：“外賣APP可以讓我在寢室呆一經常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對于訂餐App的使用和學院生“宅”的關系，學院生和同學都有自己的見解。北京師范學院津沽大學的師生張瑞說：“一方面，訂餐APP滿足了我們隨時隨地吃上飯的需求。另一方面，長時間窩在寢室不出門會降低交際圈、削弱交際能力。”遼寧學院李梓豪也覺得這助長了自己的惰性。

湖南師范學院社會學博士謝宏忠說：“大學生之所以‘宅’在寢室有好多方面的成因，現在，訂餐APP是一個間接成因。”

江南學院副院長、社會學教授許軼冰覺得，訂餐APP對于學院生來說是一種較新的飲食模式的選擇，學院生目前對這些方法也有新鮮感。

謝宏忠博士覺得學院應當引導高中生合理使用訂餐APP，避開過于依賴。另外，對于完全看不到生產傳送過程的訂餐，許軼冰博士說：“我們要告誡高校生留意訂餐中的乳品和信息安全問題。希望社會盡快推行嚴苛的訂餐APP管理體制，學院和社會共同為學院生良性使用訂餐APP提供保障。”

為防患于未然，在江南學院旁邊，有一塊專門的訂餐發放區域，校方規定訂餐送餐人員不得踏入中學。東北電網中學也作出了同樣的選擇——禁止訂餐送進校園，保障師生規律出游。